從阿富汗人質事件看宣教契機｜周志豪

作者：周志豪（香港遠東廣播公司高級監製兼事工主任）

如果當初韓國泉水教會差傳部知道：短宣隊回程要在死亡邊緣折騰一個多月，並送回兩口棺木，整個短宣行動會否有所不同？一般韓國教會都能實行的短宣活動竟引發韓國輿論的各種褒貶，也引起國際間廣泛討論，還牽動韓國政府，同時帶動海外有心人的同情與代禱。若時光可以倒流，這家教會重新策劃阿富汗（Afghanistan）醫療服務，會有怎樣的改變？這問題是阿富汗人質事件留給我們的功課。「學費」已經付出——裴亨圭牧師和沈聖王民弟兄的生命，他們的親人及信徒的眼淚，還有不能推算的各方面消耗，都是這次教訓的昂貴代價。

　　若將這問題判定為基督徒走進伊斯蘭國家而產生的命案，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矛盾，其影響則遠超我的評述能力。我們知道上述問題在過去十多個世紀沒有改善，今天基督徒也在努力，甚至將來都不易解決。我常暗忖「基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矛盾」的根源既能追溯到《舊約．創世記》，那麼它的化解若要等到《啟示錄》之主再來，也不是稀奇的事。韓國泉水教會的醫療短宣隊闖入了這個牽連甚廣的禁區，可能沒有人預料到它的嚴重後果。

　　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最後一批人質回到韓國後，《牧會與神學》的出版機構立刻於九月十日在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禮堂舉行公開講座。主持人是該出版社總編輯崔源俊（音譯）牧師，講員是全在玉（音譯）教授。全教授畢業於英國倫敦聖經學院（London Bible College, United Kingdom）及美國富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宣教系，長期參與巴基斯坦（Pakistan）宣教事工，也是韓國教會最早參與巴基斯坦事工的女宣教士，曾任梨花女子大學教授，現職（馬可）樓房傳道協會會長和韓國伊斯蘭研究所所長。

　　全教授指，首先要以更高、更長遠的積極角度看整件事，差傳與殉道難以分割；而且在二十三人遠赴阿富汗之前，已有其他國家的基督徒為主擺上生命。殉道是榮耀的事奉，但出隊之前應大為謹慎。如果將事件政治化，就不應該是韓國教會採取的路向。要不斷培養檢討的能力，對差傳經驗相對較淺的韓國教會而言，這次事件是成長的契機。全教授也承認，韓國教會有不純正的差傳動機，不應為著「大展拳腳，表現作為」而踏入宣教工場，但這次事件更嚴重的問題是在方法上。全教授每次出隊的人數上限是四人，四人以上則不考慮在回教地區短宣。她還強調，「宣講」的宣教與「臨在」的宣教應同時被重視，後者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生活見證，而不應有操之過急的浮躁心態。

　　去年十月號的《牧會與神學》除了以八頁篇幅報導全教授的觀點外，又以六頁篇幅刊載了五位韓國教牧和差傳領袖的分享。具有國際宣教協會（OMS International）背景的首爾神學大學宣教學教授崔瑩根（音譯）牧師提出，社會攻擊教會有其歷史的共同因素，初期教會沒有屈服在公會的威嚇之下，今天的韓國教會在自省的同時，仍要立場堅定，不可動搖。差傳是教會的本質，也是基督徒的人生意義。我們應回到《聖經》看整件事。崔教授相信兩位犧牲生命的弟兄將會像落在地裡的麥子，日後結出許多子粒來。

　　「宣教韓國」（動員力極強的宣教機構）常任委員長韓哲皓（音譯）牧師看到韓國輿論的負面批評，提出重新反省教會在社會中的形象，並要以悔改的勇氣更新教會群體應有的見證。他有一段針針見血的指摘，直譯如下：

　　「（韓國教會）過去二十五年快速的差傳成長是神的賜福，但也帶來許多問題——短期宣教是其中之一，它成為各堂會便於參與差傳的途徑。然而，差傳根本不是方便和容易的事工，個別堂會單獨參與的方式也要重新檢討。這次事件差會也有責任，差遣裝備不足的隊伍出外是要檢討的部份。

　　「差傳既是非常複雜又多層次的事工，韓國教會若要在日後的宣教事工上有所突破，就要付出更多努力和實踐更新。不僅探討宣教理念，也要在宣教模式上有所進步。

　　「應有充分的裝備才踏上為期一、二週的短宣，而且短宣要以發展成一至二年的宣教士差傳事工為導向。」韓牧師指，由短宣發展為長期宣教士是新的思維模式。我們推測，若這個說法廣被接納則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短宣活動的萎縮；其次是出現更多的委身宣教士。

　　我的人生幾乎都在韓國渡過，其中的一半歲月與韓國教會接觸，並與韓國遠東廣播同工配搭服侍中國大陸同胞。在近二十年的工作經驗中，我體會到華人的兩種心態——首先是難以接受韓國民族的強悍個性、魯莽與膚淺；但在當地工作十多年後，我的心態改變，開始看到韓國文化的優美，尤其承傳儒家精神的部份；也體驗韓國民族的純樸，以及與生俱來的敬虔，不論是否基督徒。去年七月十九日，塔利班（Taliban）挾持二十三名韓國基督徒的消息傳開後，裴亨圭牧師的同鄉李弟兄對我說，大家都推測第一個將生死置諸度外而力圖保全短宣隊的，一定是裴牧師，結果在七月二十五日傳來裴牧師殉職的消息。據說，裴師母已將牧師的遺體捐贈大學作公益教育之用。這位李弟兄是我十多年的同事，聽得出他對裴牧師的敬仰。我要強調在韓國事奉的後十年左右，我體驗到更多韓國基督徒的慷慨和無私。這是主觀感受的比較，正因為他們不拘小節的處事方式，少了斤斤計較的作風，就容易在風險高的創啟地區闖禍，但更多單純愛主的年輕人仍會前仆後繼地踏上宣教的道路。

　　一位香港的韓籍牧師說，他前年接待一百五十位服侍中國人的韓國宣教士，去年又接待約二百位宣教士。這些宣教士都從事華人信徒應該做，卻做得不夠的部份，他們服侍我們的同胞。其實，這位牧師接待的也應該是由香港教會分擔的中國大陸宣教事工之宣教士。最近重新翻閱韓國教會史，發現他們的跨文化宣教於一九○九年已經展開，監理教（循道衛理會）將「國內宣教部」改為「國內外宣教部」後，翌年差派孫貞道牧師到中國。一九一三年，長老會差派三位宣教士到山東萊陽縣，其中一位宣教士朴泰魯於同年十一月病逝（殉道），另外兩人因艱難處境，在一九一七年回國。然而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直至中國大躍進運動，韓國長老會差派五屆宣教士到山東；其中方之日牧師堅持事奉到一九五七年才回國。¹根據記錄，一九二三年時，有五百九十一名中國人受洗，連同韓國人共八百一十五人、二十五家聚會所、十九家私立學校共四百三十六名學生。²作為華人宣教同工與教牧，我對韓國宣教士愈來愈敬佩。³

　　韓國基督徒的阿富汗人質事件，捲入有「基伊矛盾」的十多個世紀的枷鎖，有人甚至稱這是異文化中再衍生之敵文化衝突。對於文化上缺乏「風險」詞彙的韓國教會，我著意轉述該國同工同道的省思，而我因著特殊感情與事奉歷程的背景，不欲對韓國弟兄姊妹有所苛求，只為不同宣教勇士能生生不息地替韓國代禱感恩，更渴望華人教會也能在深謀遠慮的作風外，展現靈裡單純和性情火熱的生命。

　　這些年來，我一直思索韓國能成為世界第二大宣教大國的因由。排除文化因素，我發現這次「不幸」事件正是因人為錯失而造成痛苦，同時又可能轉化為成長的歷煉契機。這是韓國教會宣教史的重要教訓，也是亞洲信徒的寶貴借鏡。從捲入複雜事件的短宣活動裡，我們看到教會影響力越大，越要謹慎行事；教牧責任越大，越須具備遠見的智慧；同時，尤其不能失去上天賦予的勇氣——來自聖靈、如初期教會的那種氣魄。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