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49 新加坡神學院華文神學系鍾俊明老師:別讓演算法代替你思考!用教父智慧找回主導權
嘉賓:鍾俊明老師(新加坡神學院華文神學系)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2025年暑假的神學教育研討會上第一次跟老師見面。朋友提到你是研究教父神學以及AI倫理相關。在訪談前,先請老師介紹自己跟你的學思歷程。
鍾:我在馬來西亞出生,本科是電子電機工程,在馬來西亞當了幾年工程師,然後轉去做IT相關,2000年初成立一些公司,主要是醫療軟體、手機軟體等,AI也有涉及,但當時AI還不成熟,所以主要是做軟體。在更年輕認識師母時,已經有感動要全時間事奉,知道神將來會呼召我去讀神學。直到2014年左右,在香港崇基神學院讀道學碩士,接著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宗教與文化系讀哲學博士,研究教父學、科技倫理和科技神學相關課題。後來神呼召我去新加坡神學院教書。
董:老師在馬來西亞出生,請問是東馬還是西馬?
鍾:西馬,吉隆坡。
董:剛才提到哲學博士學位,請問是哲學還是其他領域的博士?
鍾:是屬於宗教研究系。崇基學院原本是神學院,因歷史的緣故,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系的老師,有很多是基督徒,包括我的指導老師賴品超教授,他本身是牧師也是學者。我跟他主要學兩方面:一個是科技的神學反思,這涉及到科技倫理、科技神學和科技哲學;另一方面,賴教授認為我們應回到教父傳統。尤其華文教會較少關注教父學,特別是希臘的教父。賴教授建議:「不如去研究希臘教父這塊。」於是就結合希臘教父學跟科技哲學、神學的想法。一開始覺得有點奇怪,但後來發現可行,就這樣完成博士學位。
教父神學的背景
董:對大部分的華人基督徒來講,我們的神學大都是從初代教會,新約寫成之後就直接跳到奧古斯丁,然後就跳到馬丁路德。我們可能知道,奧古斯丁是早期延續教父傳統的集大成者,可是對教父傳統本身,大部分的華人基督徒包括牧者,可能只在系統神學或教會歷史中讀過一點。請老師稍微介紹什麼是教父傳統?
鍾:教父時期主要是直接銜接使徒,使徒的門徒們有一批被稱為「使徒教父」。例如,使徒彼得的一位門徒羅馬的克利勉,承繼彼得成為羅馬主教。他書信的風格極像新約的書卷,例如他在羅馬教會寫給歌林多教會的《革利免壹書》(《克利勉致哥林多人書》),裡面有很多勸勉的話。早期使徒教父很關注教會發展,所以初期的教會成立不同的制度,也延續保羅跟彼得的勸勉,勸勉教會合一、注意虛榮和紛爭的問題。傳承幾代之後,我們稱為「初期教父」,例如俄利根(Origen),是公認第一位有系統地,用當時希臘哲學框架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人。後面比較有系統的神學,大多是站在俄利根的肩膀上發展,用他的框架進行神學反思,覺得有些地方需要修正,所以他的功勞非常大。
接著,開始出現東西方教父分化。拉丁教父隨之興起,以奧古斯丁為代表,他是位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比起使徒教父有系統。受俄利根的影響,將他的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希臘教父有兩位代表: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和加帕多家三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最後有兩個集大成者,分別是馬克西姆(Maximus)和大馬色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拉丁教會主要是奧古斯丁。湯瑪斯.阿奎那(Aquinas)比較特別,有些神學家將他視為經院哲學(士林哲學派)的集大成者。
教父時期主要在一世紀末到第八世紀。時間的分類只是大概,學者間有不同意見。教父時期最著名的幾方面:第一,他們反對異端確立正統信仰。第二方面,他們在成為神學家之前都是修道士,所以這就是修道傳統。修道傳統有不同名稱,例如苦修、禁慾等等,但都是指同樣的事。現在用「靈修傳統」這個名稱。第三方面,他們都身兼數個身分,包括奧古斯丁也是地方的管理者;馬克西姆年輕時是政治家。初期教父很多是多才多藝,甚至有音樂家。
董:用今天的話來講,是雙職事奉。
鍾:對,教父時期很多是多職事奉。
教父傳統的反思
董:教父時期,涵蓋教會前七百年的神學思想跟思想家。從一開始跟過耶穌門徒的第一批叫做「使徒教父」,到後來的叫做「初期教父」。那在初期教父之後,大概那個時候就慢慢地分成兩個主要的陣營,一邊是所謂東方教會的希臘教父,另一邊是西方教會的拉丁教父。
其中老師提到,整個教父傳統的很大的幾個特色:第一個就是他們確立了正統,為了對抗異端而確立了什麼叫做正統的信仰;而第二個是,他們大部分也是在修道院的修道士,確立整個靈修的傳統;而第三個你也提到說,其實他們的身分也很難用今天好像堂會專職的牧者來理解,他們很多都是帶有多重的公共的身分,同時也是在教會裡面有服事跟牧養的。
那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老師,為什麼除了奧古斯丁跟少數教父外,今天的華人教會好像都不讀他們的東西?
鍾:這是很好的問題,葛牧之老師的《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也呼籲教會回到教父傳統。為什麼少接觸呢?第一,中文教會的神學院大部分是1960到1980年之間創立,主要受福音運動影響,所以重心是傳福音、建立教會。其次,教父學通常比較深澀難懂,有系統的教父學課程,很多時候要到神碩(Th.M)跟神博(Ph.D)才有機會接觸。很多牧者只聽過奧古斯丁、阿奎那或金口約翰的大名,導致教會的弟兄姐妹很少聽牧師分享教父傳統。經過幾十年下來,大家也覺得不需要,反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影響就這樣延續下來。
董:不論是歷史或其他因素跳過教父神學傳統,我們有錯過了什麼?有什麼是很寶貴需要重新拿回來的?
鍾:上個世紀有兩件意想不到的事同時發生。首先是輔導學系的興起。我們神學院的老師常開玩笑說,讀最多教父著作的可能是輔導學系的老師。因為輔導學系很關注人的情緒和品格,例如發怒、悲傷、懼怕。這樣的心理反應,在教父的作品中都有討論,教我們如何處理情緒。另外,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盧雲(Henri Nouwen)和畢德生(Eugene Peterson),開始用「靈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這個詞。其內容跟教父的修道傳統有關,可說是簡化版的修道主義。大家開始察覺,原來基督也有靈修和默想的傳統。以前華人教會覺得,這不是佛教靜坐的那套嗎?天主教對新教產生影響,而輔導學系的興起,則進一步引發大家對教父傳統的關注。
科技神學的定義與影響
董:今天的年輕世代,情緒和心理健康的議題,在全球都越來越嚴重。不論是基督教還是其他宗教,都開始關注這部分。教父神學傳統是個很大的寶藏,讓我們能夠重新去攝取。
在你的博士論文中,另個研究的主題是「科技神學」。請簡單地介紹,什麼是「科技神學」?
鍾:「科技神學」是比較近代的詞。過去只要有工具的產生就是科技,人類有歷史以來,就有工具的出現,對工具的討論以前就有,只是不叫「科技神學」。東正教裡很喜歡用「皮衣」來比喻,就是神為亞當和夏娃造的皮衣。皮衣本身就是種科技。科技的定義簡單來說,是將原初材料(raw material)加工,賦予另外的功能。例如從動物身上取皮,加工成衣服讓亞當和夏娃穿。東正教有討論皮衣意義的傳統,從科技性和工具性出發,進一步思考所有人工的東西,包括政治也從「皮衣神學」開始講起。發展到今天,我們需要更深地思考,因為科技在近一兩百年,對基督徒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它不只停留在被動式的工具,現在的工具包括人工智慧,有很多自主性能影響我們。科技不再是中性的,它也影響著我們。「科技神學」在這個時代特別重要,從基督徒和神學的角度來看,並思考它背後的神學應該怎麼去運用。
倫理教育的困境與挑戰
董:首先對工具的定義就是我們加工之後賦予它另外的功能,過去許多的科技好像一個被動等我們使用的裝置。但是老師提到說,當代特別是AI的發展,似乎我們所發展出來的工具已經不再只是被動等我們使用了,甚至會反過來在我們身上做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其實當我們在反思科技神學的時候,不單單只是一個靜態地去反思,同時也要去想說那我們到底該怎麼使用這些科技。老師的研究有一部分是探討AI智能倫理的部分,目前特別在華人神學界進展到什麼地步?有哪些具體的挑戰?
鍾:我主要在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地的平信徒裡,有不少基督教研究碩士(Master of Art in Christian Studies,MACS)。相比東南亞或海外其他地區的華裔,他們對神學有更多的認識,也明白倫理的重要。我辦AI的講座,被問最多的問題是:「怎麼用AI去宣教?」大家最關注的是用科技宣教,很多人會質疑AI倫理有什麼用?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因為在亞洲區裡,我們對倫理不太注重,上學時道德教育是最悶的課,不喜歡道德教育。以至教會在討論倫理的重要性時,很多人很難抓到它的重點。
我們換大家比較熟悉的詞,就是「聖潔」的觀念。神是聖潔的,所以我們要聖潔。但也遇到些阻攔,因為華人教會有套思想是:「神已經拯救我,我已經有上天堂的門票,為什麼要過像以前修道士的聖潔生活?我現在很好,上帝已經接受我、原諒我。」導致對追求聖潔的動機不大。他們還停留在「靈魂得救」的層面。這無可厚非,我們希望更多人得救,但對於推動倫理方面的討論造成很大的阻礙。
董:這也挑戰華人教會的「得救觀」和「福音觀」,我們怎麼理解福音?是一次性發生,之後都不用管?還是持續更新變化的過程?如果是後者,那不單是我們在基督裡,也包括如何在基督裡生活和使用所有的工具,包括AI。
鍾:不管是拉丁教父或希臘教父,都很注重「在基督裡」的概念。如果你是接在葡萄樹上的枝子,就會源源不絕從葡萄樹得到養分,也就是心意更新而變化的過程。這就是修道的過程,你會越來越像基督。信主之後的基督徒,如果個性還像信主之前沒有成長,這是很奇怪的。教父們就會質疑你,有沒有銜接在基督的葡萄樹身上。簡單來說,修道主義就像枝子接在葡萄樹上,會不斷成長,有葉子發出來,然後有果子。東西方的用詞稍微不同,但意思都一樣。西方常用「成聖」(Sanctification)和「潔淨」(Purification)。希臘教父用「成神論」(Theosis)。這不是說我們成為神、有神的神性,而是指我們有基督的心腸和品格。東西方教會都非常強調這點,是每位基督徒都應該做的,不只是修道士。
董:今天AI工具不只成年人在用,我們的孩子也在用。我很驚訝地發現,我在讀小學跟國中的孩子,在學校都在接觸這些工具。禁止似乎是行不通,經過這幾年的探討,有沒有具體的原則跟指引?
鍾:我先回到倫理那部分,為什麼基督徒跟教會需要參與。因為只要能跟我們對話的對象,就能影響我們。例如我們的孩子跟陌生人對話,對方就有機會影響孩子的思想,包括靈性發展。AI就是這樣的對象,孩子每天跟它對話,也很樂於使用它。但這對象不是中性的,它受訓練資料的影響。資料裡有很多意識形態,不同的AI有不同的傾向,這些會影響我們的孩子。
現在AI倫理為什麼讓人擔憂?第一,現在AI倫理的訓練是「普通人的倫理道德標準」,它沒有更高超的水準。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我們做這方面研究,去尋找人工智能專家用什麼訓練人工智能的倫理判斷能力。一查就很驚訝,他們用微博、Twitter和Reddit等網路論壇。也用「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s Theory,MFD)的標籤方法,這是近二十年發展出的心理學六組標籤。所以AI的倫理道德就是普通人的標準,沒有更超越的道德。沒有教會教導的「你要愛神、愛人、愛你的仇敵」。而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般世俗的倫理觀。這樣的AI不斷跟我們孩子互動後,孩子有機會擁有類似的世界觀,這對教會的未來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AI倫理教育的思辨能力
董:AI工具的道德價值跟基督信仰有落差,可是又不可能不用。信徒在使用時,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鍾:之前在新加坡關於AI跟教育的講座,有位媽媽問:「我們怎麼教導孩子分辨AI內容?」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AI成長得非常快。我的回答是:不只是小孩,連成人都未必分辨得了,這才是大問題。因為我們缺乏倫理教育的薰陶,所以對AI的倫理答案也缺乏分辨能力。最重要的是訓練分辨能力,不然我們連分辨AI答案的能力都沒有。
除了MFD標籤分類法,還有兩種訓練倫理的方法:一是「後果論」,另一個是「義務論」。用這兩種方法是因為很容易數學化,工程師就很樂意使用,因為很容易寫成演算法。所以現在AI的倫理學很多是計算後的結果。後果論在聖經裡也有,耶穌也說你打仗時要看一看,一萬去打兩萬人能不能成,所以基督徒也不是不計算後果。但我們倫理道德最核心的是「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就是培養品格。整本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強調品格的重要性,聖靈的果子就是例子,所以培養品格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倫理。
AI設計方面,我們要怎麼做?第一,我們能不能參與在設計當中?現在我跟新加坡南洋理工的學者在做個項目,讓AI多做些德性倫理方面的考慮,來補充現在AI倫理的不足。這個當然比較難,但教會裡面有不少年輕的弟兄姐妹,從事電腦相關工作。神在教會裡有充足的準備和恩賜,就取決於牧師們和神學院要怎麼合作。九月份我們出版的學術文章就講這個,呼籲基督徒的學者、牧師、教會和神學院一起參與這方面合作。
第二個比較容易做到,在教會裡多教跟基督教倫理有關的主日學課程,或神學院可以提供公開倫理課程。否則我們不懂怎麼分辨AI的倫理是否符合基督教。因為AI很聰明,它可以表面上說「我是用聖經」或「用某神學家的觀點」,但內容可能是透過後果論跟義務論的生成。我們要不斷的訓練才能學會怎麼分辨。
董:第一個就強調說,其實有許多的基督徒是有這方面的專業,我們應該去想怎麼樣運用這個專業參與在今天AI的設計當中。老師也提到說,在倫理道德上面有幾派的學說,一個是後果論,就是把它數量化計算,怎麼樣的結果加起來是最大的善的數字;另外一個是義務論,就是說我們先不要管結果是什麼,而是哪些東西是一定要遵守的。可是老師特別提到說,德性倫理在基督教倫理當中非常的重要,聖靈所結的果子,到底我們所做的這一切,它在塑造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所以從這個切入來設計AI的倫理,其實這是需要專業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神學家一起參與的。我聽到這裡我也想到說,其實在北美的矽谷有大批的基督徒AI工程師,其實都有機會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上面參與貢獻。
第二個其實老師也提到說,不論是教會還是神學院,我們應該開更多基督教倫理的課程。剛剛老師有提到說,好像華人我們對於倫理的都不太喜歡。我想一部分可能也是因為,我不知道新加坡跟香港,在台灣,我們小時候讀公民道德都是死背,把某個人的思想無限的絕對化和放大。所以當我們想到倫理道德,都是八股、霸權,想到的是硬記。我們可以講出一些論述,但並沒有培養思考過程。今天教會或神學院在教基督教倫理時,不該是重蹈覆轍的講八股,而是培育思考和判斷的能力。
剛才談論教父靈修傳統,也談論AI倫理設計,這兩者有什麼關聯嗎?
鍾:培養品格的部分,非常適合用來設計AI倫理。牧者講道時會講「你們要追求聖潔的生活」,但很少具體地說「到哪個地步?可以怎麼過更聖潔的生活?」教父傳統裡有多的「屬靈札記」可以提供資源,記錄作者培養品格的過程。例如奧古斯丁的《論說謊》(On Lying),提到為什麼不能說謊,和關於說謊倫理道德的指引。除了指引外,因為很多教父同時是神學家,所以他們的修道、靈修和屬靈札記跟他們的神學基礎綁在一起。所以他們不會八股的跟你說「你要跟模範生一樣,模範生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通常會涉及倫理推論跟倫理詮釋,討論在某個場景裡,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倫理抉擇。
教父靈修傳統裡有很多這樣的教導。例如馬克西姆提到關於「虛榮」。我們熟悉的「七宗罪」裡,通常用驕傲代替。但在東西方教會的初期,虛榮跟驕傲是分開的。虛榮的英文叫Vainglory,這個字已經很少用,在中文還保留虛榮這個字。教會很少談虛榮心是什麼,通常想到的就是「愛名聲、愛出風頭」。但教父告訴我們這只是虛榮的一種。然後一層層地講解,並且告訴你怎麼鑑定自己是否有虛榮心。例如他說,就算是修士與修女(Monk & Nun)都有虛榮心。他們已經拋棄財富、終生不嫁不娶,尤其是隱修士,拋棄世俗的一切,怎麼還有虛榮?他說,依然有虛榮,虛榮是最難解決的。從金口約翰開始已經有這樣的講法:不管有虛榮還是解決了,都同樣產生驕傲的心。當你不解決虛榮時,你會為了美名而有驕傲在裡面,因為你做的事都是為了美名。但解決美名的問題後,依然會有驕傲,因為你覺得:「你看,我已經將美名也拋棄」,這是屬靈上的驕傲。所以教父很深刻地指出虛榮非常難解決,不管是否克服都會產生驕傲,最終又回到驕傲的問題。他們有很複雜的系統,可以將它想像成系統神學。放在今天,就是有很多課程討論怎麼解決這些事。這套方法如果搬來現在,不管是輔導學還是AI倫理設計,都有很大的幫助。
從內容導向到思維導向
董:老師同時研究AI倫理和教授神學。今天的神學院,幾乎都在探討該怎麼面對AI,以及會如何衝擊教育。像我在雪梨參加澳紐華福峰會,有幾所神學院,例如澳洲神學院和墨爾本神學院的老師,都在探討神學教育在AI浪潮下的應對或調整。過去老師擁有知識庫,然後指定幾本課本給學生看,學生被動地閱讀老師給的東西,然後接受測驗。但今天有海量的資料,不論是第一手或第二手的資料,甚至是AI生成的資料。那麼AI時代的神學教育該如何進行?
鍾:在新加坡神學院也有討論,不同老師有不同的意見,我分享自己的看法。第一,這個時代不能太重內容,要從內容轉向思維。有兩種方法:首先AI的出現帶來很好的轉向,就是「機率性思維」。AI的運作是根據機率,這也是人類的思維方法之一。我們做決策時,很多時候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根據「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就採取行動。這方面包括被AI大量使用的「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用在醫療診斷或罪犯偵查。而這方面的機率性思維也可用於「釋經」,這個是我跟另一位老師有同感的地方。釋經不能說這節經文就是這樣的釋經答案。我們只能說根據現有的資料,有一定的可能性與機率。
機率性的思維,不再強調「A是這麼說、B是這麼說、C是這麼說,你喜歡哪一個?」而是採取溯因推理,從最基礎開始探討,講出A、B、C各自論點的優缺點與機率高低,甚至組織出自己的框架(framework)。現在教育轉向是輕內容,內容學生可以自己看、AI也會生成,我們要看重思辨能力,去分辨AI的內容及機率性思維。
第二是「詮釋學(Hermeneutics)」變得重要。要對處境保持敏感(Context Sensitive),沒有標準答案。尤其在牧養、公共神學和處境神學方面,我們要理解處境。不管是神學的詮釋學(Theological Hermeneutics)還是道德詮釋學(Moral Hermeneutics)。這在神學院是個挑戰,因為傳統神學院沒有教這些。因此,現在神學院要更注重推理(Reasoning)跟詮釋學(Hermeneutics)。內容由學生自己讀,老師簡單的引導,主要是教思維方法。希望下一代能更有思辨能力,和對各個處境的詮釋能力,為教會帶來新的一條路。就不會死守跟著ABC走,乃是自己創造出DEF出來。
董:我整理了我聽到的重點。第一個就是內容不是不重要,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就是分辨力。第二個是我們非常需要培育神學生有處境化的詮釋能力,不論是對聖經的詮釋、對一個事件的神學性詮釋。因為既然是處境,它就不會是一套答案可以用一百年,它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件,甚至不同的地區文化環境都有關係。那在這個具體的處境當中我們怎麼去詮釋呢?這個能力就越來越重要。不論是詮釋上帝的話語,還是詮釋一個事件對教會的影響跟我們教會到底該如何回應,這些都是跟處境化的詮釋能力有關。
那老師在最後有沒有什麼未盡之言?
鍾:希望教會能保持開放性思考。我相信神在這個時代已經預備了工人。就像剛才所說的,教會裡有科研跟AI人才。關鍵在於如何去發掘並賦能這些年輕人,將教會帶去新的時代。
董:其實我也蠻有盼望的。因為即便是在神學院當中,我發現有好幾個神學院漸漸都有中生代年輕一代的老師在探討這個課題。所以我相信教會跟神學院不是對這個大環境的改變無動於衷的,只是可能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對話跟更多的協作。因為各自來做真的是有困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些合作,或至少理解彼此在做什麼,然後看到自己可以怎麼參與,或自己需要什麼樣的幫忙,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有未來性跟有潛力的一些合作方向。再次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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