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17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邢福增教授：讓使命不再割裂：重探《洛桑信約》與被罪者
嘉賓：邢福增老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邢福增老師來接受訪談。我讀博士班找中國教會資料時，就讀到很多邢老師過去研究的著作，可以請老師介紹一下你的學習歷程？
邢：我是在香港出生的。香港有很多教會學校，而我是讀基督教小學，中學則在天主教學校，課堂裡也有聖經課，所以大概對基督宗教有一些認識。但是當時還沒有很認真去想成為基督徒，只是參與一些活動而已。我是進入大學的時候，才於1983年信主。我主修歷史，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有比較大的興趣；而那時候在大學裡的團契，存在著關於學科與信仰整合的氛圍。說到底，上帝要我讀這門課，是否有什麼意思在裡面？我所學的，可以跟我的信仰整合嗎？在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我明白到學科可以跟我的信仰作整合，亦曾發現很多關於近代中國對基督教的一些批評、甚至是批判，例如說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如此就想起關於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部分。並且當時學長梁家麟博士讓我回來當助教，過程中發現，原來中國基督教史是可以這樣去應用和學習，因此我就開始對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產生興趣。
修畢大學本科以後，就繼續於研究院進修，專究晚清的中國基督教。之後我在中學任教數年，又再回來讀博士，繼續在中國神學研究院裡面做研究。後來我到香港的建道神學院任教約十一年，最後轉到中文大學的崇基神學院任教到2023年底，提前兩年退休。現在來到台灣，就是希望可以專心研究寫作。我的學習立場主要是研習信仰跟學科的結合，並且集中在華人基督教這一部分做研究寫作。儘管是以歷史為主，但是無可避免也需要碰到一些關於文化、神學和社會的部分。
華福大會策展，精挑細選推薦書籍
董：所以老師是在香港出生長大，大學的時候信主，那時候讀的是歷史，在團契當中談到學科跟信仰的整合，因此老師也是在思考，你讀的歷史如何能夠用來事奉上帝。剛好隨著不同的事情，包括梁家麟院長是你的學長，然後看到中國教會這段歷史，基督教傳播跟中國和其中在文化上的一些回應跟反應，這變成老師其中一個很深的專注。我覺得這當中有很多可以聊的，包括教會歷史我也很有興趣，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聚焦在世界華福中心在馬來西亞舉辦的第十屆華福大會上。我們在思考的時候，發現有一個項目常常在許多大會當中被忽略，就是思想跟出版。其實它很多時候不見得是那麼明顯地影響教會，可是我們所讀的書、作者所寫的東西，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教會。所以我們就邀請了許多不同的編輯跟學者，請大家從三個角度來推薦，分別是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書，過去五十年最被忽略忘記的書，以及面對未來二十年，最重要帶入到未來的書。在選書的過程當中，我聽到很多選書的編輯說他們遇到選擇的困難，不知道該用什麼標準來選這些書。你自己在接受華福的邀請後，在選書的過程有沒有哪些原則，或者有哪些掙扎？你又怎麼去平衡書的普及度或深度？
邢：先從這個掙扎開始說。確實有的，因為一方面，我所選的書肯定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這會不會太主觀？有代表性嗎？然後就是剛才你也說，到底深度跟普及性方面怎麼能夠拿捏才是平衡？我的學習過程是以華人基督教為主，而我也參與在神學教育中，因此有提出一些我覺得對於華人教會有影響的書籍。你們也想找出一些被遺忘的，或者在未來繼續還有它的價值的書。最後我沒有選一些很嚴肅、學術性的作品，而是希望選上的書以普及性為方向；但是也希望雖然有普及性，但還是有它的價值，例如所關心、所回應的議題是有一些深度在其中。所以我是以對華人基督教文化社會比較有興趣的角度，以華人教會作為背景，來做出選擇。
董：你剛才談到，在考慮的兩個掙扎。第一個是代表性的問題，第二個是深度與普及的兼顧。被邀請的這十幾位，每個人其實大概都代表著不同的向度，所以在代表性上沒有問題。至於深度跟普及性，既然今天是面對全球華人教會，那的確這樣選書的方向是很好的，可以讓這些被選出的書，對參與大會的人來說是容易閱讀跟接觸的。
邢：最後你們十幾位呈現出來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光譜？有沒有一些重複的書在裡面？十分期待你們的公布。
《洛桑信約》與華人教會：福音的公共性與個人化
董：我們會把原始資料整理好，譬如列出不斷重複出現的書。同時我們也會做成策展的形式，那就不只是要呈現原始的資料，而是經過更多的討論之後，決定要怎麼呈現。所以這些資料預備好後，一定會讓老師先看過。今天的訪談會聚焦在老師選的書。我們從每個領域中挑了一本書，領域包括：影響過去五十年的最重要的書、過去五十年被遺忘的，以及面對未來二十年，值得帶入未來的書。在過去五十年影響華人教會最深遠的書當中，老師提到了一本是《洛桑信約》，主筆人就是我們很熟悉的約翰．斯托得（John Robert Walmsley Stott）博士。為什麼選這本書？
邢：《洛桑信約》是1974年洛桑宣教大會很重要的文獻。整個信約有不同的部分，其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第五部分，關於基督徒的社會責任。過去研究教學的時候，發現華人教會經常有神學上的爭論，特別是針對新舊的神學：基督教到底是傾向個人福音，還是社會福音？這新舊神學的討論，不僅對西方歐美的基督教帶來很重要的影響，也是整個華人教會自二十世紀以來，分別在台灣和香港都很重要的討論，甚至成為爭論。從基要派的角度，會把信仰看成是比較私人的個人取向；但是回到整個基督教的發展，我們發現福音派有比較不同的取向，在堅守基本信仰以外，同時也會談社會以及文化的使命。1977年的《洛桑信約》是很有代表性的信仰告白。裡面提到關於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是福音佈道跟社會責任；社會、政治的參與，同樣都是基督徒的責任。斯托得在對信約的評論裡面，更全面的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對整全福音做了很重要的說明。
以香港教會為背景，七十年代的華人教會開始更多地去談，教會以及基督徒社會參與和責任的部分；這就已經擺脫了過去一談到社會，就想起社會福音、現代神學，甚至把它看成是不信派的一種標籤。事實上華人教會對《洛桑信約》的接受，還是有一些落差，因為它中文翻譯的部分都翻成社會關懷，但是原來英文的文本裡面不僅是social concern（社會關懷）的意思，也包括social political involvement（社會、政治的投入、參與）以及social action（社會行動）。對比於社會關懷的層次，實質上是更豐富的。但是它翻成中文的時候，只是用社會關懷一詞，雖然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但還是沒有把原來在《洛桑信約》裡面很重要的精神意義充分的呈現出來。
然而它的影響力其實繼續在挑戰我們，我們是否還沒有能夠完全回應到半世紀前提出的《洛桑信約》中，社會責任的這一部分？這個問題一直在挑戰華人教會，究竟我們怎麼理解基督徒、或是教會的社會責任？我們是不是還沒有做好，還沒有完成，甚或還沒有超越？七十年代華人教會接受《洛桑信約》的時候，是停留在一個比較不同的層次，今天也仍有很多不同的糾結。我想不管是在香港或台灣的華人教會，都同樣面對這樣的挑戰。這本書不僅已經發揮了很大影響，在當時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醒覺，並且繼續在喚醒我們要去思考。
董：老師提到了洛桑大會的《洛桑信約》，斯托得主筆的第五部分特別關注到社會責任。可能過去的華人教會受到比較深刻的基要主義所影響，而比較強調個人的救恩或得救，認為信仰比較是關乎個人的事情，甚至是教會內部的事情，但是比較少去看到周遭的社會。當然也不是說一直都是如此，老師研究華人教會歷史，比我更明白其實早期並不是只有單一聲音；但可能在歷史的發展脈絡當中，關懷個人救恩的聲音因為歷史和文化的關係，漸漸成為華人教會的主要的聲音。但是1974年的《洛桑信約》談到，教會的社會責任跟福音佈道是同樣重要的。
老師也提到說，當《洛桑信約》翻成中文的時候，是變得稍微較溫和。洛桑運動影響了華福運動的開始，在《洛桑信約》後兩年發布了《華福宣言》，其實《華福宣言》中也提到了社會責任的部分。我在讀的時候，只覺得用字不太一樣，可是經老師這樣一講之後，我就發現《華福宣言》當中談論教會的社會責任時，在用詞上的確是比《洛桑新約》更溫和一些。或許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一是可能華人教會還沒辦法在當時完全的接受；另外一個角度可能是華福需要作為橋梁，如果一下子太激進的聲音出來，大家可能會立刻就反對了。在過去這五十年間，《洛桑信約》強調的這個社會責任，華人教會似乎仍然在糾結中。老師的學生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你覺得整體來講，華人教會至今仍糾結社會責任是否為教會使命一部分的原因何在？
邢：我想確實一方面是因著過去很二元的神學論證，所以很多問題我們都從二元的角度來做爭論，結果就只會兩方面都走極端。我為了反對你，我就更強調我的自己，而沒有好好地去聆聽。但其實你所談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我們覺得有價值的地方？大家為了反對對方，就各走極端。我想這個極端化是導致對社會關懷的部分，如剛才說，在處理文字翻譯方面，出現了一些淡化的地方。坦白說，現在我們看到的《洛桑信約》中文版，其實不是最初七十年代的翻譯，現在我們官網裡的中文官方翻譯，比當年的更好；當年的翻譯可以很清楚讓人看到有一種傾向。從翻譯版本的差異，就可以發現，華人教會在接受這個概念上，確實是有一個過程在裡面。我認為目前在香港，大家還沒有達到《洛桑信約》的水平，還是會從一個ends and means（目的和手段）的角度。
董：以終極目的的角度來看，它有否使人得救，有沒有把福音傳開來。
邢：對華人教會來說，往往所謂社會服務、社會參與的關懷，只是一個手段而已，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只是一個為了宣教的工具。《洛桑信約》其實完全沒有在區分為工具或目的，但是華人教會還是認為社會責任若沒有實現佈道，就沒有價值。所以剛才我說，即使過了半個世紀，坦白地說，現在還沒有充分達到《洛桑信約》當時候的水平，或是它所表達的意義，這仍是在挑戰我們。
董：謝謝老師的提醒。教會對社會的關懷，只是一個工具性的手段，為了達到最終把福音傳開的目的嗎？還是本身關懷鄰舍、愛鄰舍的大誡命、創造美善的大任命，本身就是基督徒的使命的一部分呢？
既是罪人，亦是「被罪者」
董：第二本書，是老師所選（重要但被遺忘的書，馮煒文所寫的《市井．罪人．被罪者》。坦白講，那麼重要的書我之前竟然沒有聽過，可見它真的是被一些群體遺忘了。可否請老師簡單的介紹一下這本書跟它的背景，以及為什麼覺得它是重要但是被遺忘。
邢：馮煒文是香港工業宣教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人物，曾經擔任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主任，後來去普世教會協會當宣教幹事，特別關心工人、工業佈道，其實跟剛才所談的社會責任也有很大的關聯。這個「被罪者」（sinned-against）概念是他提出來的。我們過去常常覺得華人好像比較少重要的本土神學概念，但我們常忽略了馮煒文先生在1979年提出的「被罪者」的概念。原本這是在一篇比較學術性的神學文章中，後來他用中文再重新寫出來，並且有重新再版擴充，所以我就選了比較新的，於2015年香港FES出版的版本。
基督教常常談到人是罪人、我們需要悔改，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本書也提醒我們，我們不僅是罪人，也是一個「被罪者」。就是說其實我們犯罪，可能是因為我們被一個罪惡的制度，或者是一種罪惡的權勢所捆綁著，因此罪不僅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也有比較結構性、制度性的層面，像是書中說的罪惡的權勢、罪性。人跟神關係的破裂，其實也會滲透在人類生活中的不同範疇，包括不同的社會的制度、家庭，或在政府當中。所以我們不僅是一個罪人，我會犯罪，這個犯罪一方面確實是因為我跟上帝的關係破裂了，中間出現了很大的隔閡；但同時也是因為罪進入了世界，而我同樣也是被罪惡的權勢、結構性的制度所挾制了，我同樣也是一個「被罪者」。
如果我們只是從人是罪人的角度來看，信仰就是很個人性的：我要悔改，我要成為一個基督徒去面對我的罪。這個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時也可以從我們是一個「被罪者」的角度作審視，提醒我們需要關懷那更結構性的公義的議題，並且希望透過教會的各種社會參與行動，回應集體性的罪惡權勢，也期待因著這些工作，稍稍舒緩罪惡的權勢對人的挾制。
作者從事工業宣教，面對很多工人，而在各個社會中，工人經常是被剝削的。因此工業委員會就透過爭取勞工權益的立法、社會行動，去改善工人的權益。這個概念原來是用英文發表，所以相對來說，可能較少受到華人教會的重視；儘管後來用中文再表達，但是好像這個概念予人的印象，就只是有看過、懂的，且覺得很本土，來自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的一個神學工作者。但其實它是一個時間性的工作，提出一個對罪的重要理解，應該受到更大的重視。
董：這本書在台灣的處境，可能真的比較沒有接觸到，但在香港的處境當中，這本書老師認為有開始慢慢被注意到嗎？還是可能也是被遺忘的？
邢：相對以前，應該有越來越多人重視，因為馮煒文先生後來也對這本書再版，給予擴充的；而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長期從事福音派的學生工作，有它的影響力，所以其實也是希望能推廣這個概念。雖然我沒有做很大的研究調查，但是我覺得應該有一些神學院還沒有碰這個問題，還是糾結在福音是個人還是社會的取向；而有時為了反對一些既有神學，可能會犧牲或者會忽略了，原來福音著實是很豐富的，是一個全人的、整全的福音。
不是非此即彼的信仰實踐：多元的回應譜出神的美善
董：講到這個，我想請老師給我們一些回饋。華福運動過去這些年間，在重新想要詮釋什麼是整全福音的時候，其實遇到一個困難。首先在英語世界當中，大家對整全福音都有不同的定義；再來它定義的方式往往偏學術化，有很多邏輯性的論述，不是那麼直覺。所以這些年當我講到整全使命的時候，我會試著用三個角度來談。我想請老師幫我看看有沒有什麼不足之處？我認為整全的使命是包含上帝對祂受造百姓的整體使命，這至少包含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創造美善的大任命」（Cultural Mandate）：上帝創造人的時候，賦予人管理看守、生養眾多且遍滿全地的使命，使受造萬物藉著我們所做的，來看到上帝的美與善；第二個則是關愛鄰舍的大誡命：當門徒問耶穌舊約的重點是什麼的時候，耶穌說要愛神愛人；第三個就是去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過去的確像老師所講的，我們往往太二元對立或三元對立，好像需要爭論這三個或兩個哪一個優先？可是會不會這三個是一體的三個面向？想像一下，當教會——耶穌基督的門徒——平時就在創造美善、關愛鄰舍的時候，去使萬民作主門徒，會不會變為比較自然的事情？它不一定會變成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平時既不關愛鄰舍，也不去創造美善，當我們再要去跟別人傳福音，難免自己都會覺得太功利主義。對於這樣的一個論述，老師有什麼評價？
邢：我覺得這個三個面向確實是很好的。現在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怎麼把它落實出來。我們可以從概念層面去梳理整全的意義，但也可以想想，現在華人教會越來越成熟了，怎麼把這方面做得很好。對教會來說，怎麼去教導以及傳福音是很具體的，但是談到社會關懷，就好像會牽涉很多不同和很複雜的問題在裡面。其實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和背景，可以允許彼此有不同的側重點，整體是很豐富的。但是怎麼把它好好地整合出來，說起來容易，要真的落實起來很難。只能夠希望大家繼續彼此提醒，福音的意義除了關心靈魂，同時我們也要愛鄰舍，不要把鄰舍只是看成是傳福音的工具或對象而已。
董：我很欣賞老師剛才談到的一個態度，是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落地往前走一步。對於不同的教會群體，或許我們的側重點會不一樣，但會不會其實不應該是一定要選一個，而是好像交響樂一樣。在不同的時候，面對不同的面向，有不同的人出來；但是將整個聯合在一起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一個更大的畫面、聽到更美的曲子。今天很多時候，有些教會可能做一些事情會被別人罵，或是兩個在做同樣的事情的人，因為做法不同，而認為對方是在扯後腿。但如果我們可以有理性探討、對話的空間，也對彼此有一些慷慨、寬容和接納，或許我們可以更有安全感地往前走。
邢：同意。因為這是一個合一的一種見證。
為基督付上代價的潘霍華：拒絕廉價恩典，每天對基督說Yes
董：謝謝老師分享了兩本書。一本是過去五十年中，覺得最重要的，另外一本是被遺忘的。第三類是如果要帶入未來二十年最重要的書，老師想推薦的是潘霍華的《追隨基督》。這是上一個世紀，大概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時的作品。可不可以請老師介紹一下這本書，以及為什麼你覺得面對未來二十年，這是對今日華人教會很重要的一本書？
邢：這有非常個人的因素在其中。我在八十年代讀大學時信主，當時就有人介紹我看潘霍華《追隨基督》這本書。我一看就覺得非常被吸引，不僅是潘霍華他自己個人的生命，他信仰的實踐，還有他在這本書裡面批判廉價的福音。他認為當門徒的，就要付上代價。這對初信的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讀這本書的時候，其實跟潘霍華個人的生命是分不開的，它不僅僅是一本書而已；你會與他個人的生命、所做的事連接起來，包括在三十年代他面對納粹，教會與使命，他的行動，最後他決定付上的代價等等。我記得中文翻譯本中，提到潘霍華談的殉道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個人真的是走上一個殉道的一個道路；但是最重要的殉道，其實他一生已經做了很多次，就是在他每一次對基督說yes、跟自己說no的時候，這也是一種殉道。
當我們面對天國／上帝國的價值，如何把它轉化為我們的生命，並把它彰顯實踐出來，這當中確實有一種拉扯的張力在裡面。潘霍華的生命讓我們看見，我們的救恩不是廉價的，我們需要為基督付上代價；而每一次我們拒絕順從自己的意思，轉去追隨基督的時候，已經是很重要的一個選擇，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另類意義的殉道。這本書我想一直會影響時代，不僅是未來二十年，因為它裡面所談的，是一種很深刻的屬靈經驗，而潘牧師他的整個生命，確實給我們帶來很震撼的影響。
董：老師提到了三點。第一點是廉價的恩典，在一個追求這個世俗成就、物質發展的年代，必須說它是有吸引力的，可是我們會不會真的把上帝變成只是一個工具，來取得這些。而當跟隨基督沒有辦法讓我們取得這些的時候，我們到底會做什麼選擇？所以老師第二點提到的是殉道的概念，把它擴大到每日的生活當中，就是say yes to Christ; say no to ourselves，即所謂對基督說「是」，對自己說「不」。殉道不一定只是某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付上跟隨基督的代價。第三點老師提到的，是我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不應該把這本書的論述，跟潘霍華本人切開來；我們需要從潘霍華的生命實踐，來看他的書，也從他的書來理解潘霍華生命的實踐。這是老師覺得未來二十年，對全球華人教會很重要的一本書。
我們如果看過去這五年世界局勢的發展和地緣政治，這個世界是越來越混亂。或許在上世紀末，大家對於整個世界的未來是蠻樂觀的，覺得好像會越來越好，好像人類也脫離了很多的積習，要進入到更好的世界——坦白講跟十九世紀末的局勢蠻像的。可是如果我們去看歷史的話，經歷過二十世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徹底地把人類從對理性啟蒙的樂觀當中給打醒，而當中產生了盼望神學，包括潘霍華的這一本《追隨基督》。會不會一百年後的今天，的確它是很重要的，因為也許歷史不一定會完全地重複，可是的確有一些模式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邢：特別是對華人教會。因為華人對宗教信仰有一種功利性在裡面，會問有什麼好處給我。華人宗教很重視靈驗，信了耶穌有什麼好處，但是其實這就是潘霍華所提醒的廉價的恩典。我們追隨基督，其實是改變我們自己的生命，並投入在上帝的國度裡面，而不是看我拿到什麼好處。這本書對於糾正華人文化中的功利性，是很重要的。
以歷史為師：由個人開始，面向公共的福音
董：最後我想請教老師一個問題，不侷限在老師的書選當中。老師是研究教會歷史的，雖然焦點是放在中國教會歷史，可是我想從整個華人教會來的角度來看的話，你覺得我們今日的華人教會，從二千年整個大公教會的傳統當中，跟華人教會二百多年的短短的歷史當中，有哪一些今天我們面對的重要的議題，是可以從過去攝取資源來面對的？
邢：我比較熟悉的是華人教會的歷史，而如果要跟今天所談的有一點關連，我會想起過去五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傳教士離開了中國，並重新去檢討、回顧，到底宣教運動在中國是不是失敗了。因為當時他們被罵是帝國主義、被趕走，宣教運動在中國好像就以他們沒有預想到的這種狀況來結束。我看了很多當時離開中國的傳教士所寫的文章，其中一個討論是：到底是不是我們過去在中國的神學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是不是沒有更好地發揮，去做應該做的事情，是不是我們有些應該做的沒做？有很多不同的爭論。其中有一個傳教士寫的一句話，講得非常好。他重新回到過去的神學爭論裡面，反思華人教會關於新舊神學的爭論，然後他說：
If religion ends with the individual, it ends,
If it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it never begins.
如果宗教——也就是基督教，永遠只停在個人的層次、範疇，那就完蛋了。但是他同樣說，如果這個宗教沒有從個人開始的話，代表沒有開始過。這就是在談基督宗教裡面，個人跟往外推的那種公共性，或者一種社會的實踐之間的關係。他提醒我們宗教畢竟還是要從個人開始，但是不能停在個人的範疇；如果永遠只停在個人，信仰就會面對很大的侷限。但如果它忽略了個人的層次，只是關心外面的事情的話，其實宗教也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跟價值。
在我過去研究華人教會神學的時候，經常面對基督教獨特性（uniqueness）跟相關性（relevance）之間很大的拉扯。基督教的獨特性在哪裡？我們常常談本色化、處境化，討論信仰跟中國文化的相關性，應該如何跟中華社會建立更好的關係。但是，當信仰越有相關性時，會不會反而流失了信仰的獨特性？回到教會的歷史發展裡面，信仰的uniqueness和relevance，個人性及跟社會性的關係，今天我們都還在面對這種挑戰。過去已經走過很多路，我覺得歷史就是給我們一個資源，可以回顧過去的人所走的路，他們可能有一些經驗，即使做的不好，仍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基礎，讓我們去檢討，擁有更豐富的經驗、資源去面對，踏上要走的路。
董：我可以感覺到，不論是選書或是剛剛最後老師的總結，其實都非常強調信仰公共性的展現。這絕對不是否認信仰的個人性，就老師剛才講到說，如果不從個人開始，信仰就不會開始；可是信仰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個人層面，而是有群體、面向公共的特性在其中。再次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
相關資料：
1.《洛桑信約》
2.《華福宣言》
3.《市井．罪人．被罪者》，馮煒文
4.《追隨基督》，潘霍華
文字記錄：譚栢霖弟兄
文字編輯：鍾佳怡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