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福音現況｜李錦綸

作者：李錦綸（馬來西亞沙巴衛理公會中國事工幹事）

二○○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繼二○○八年北京奧運後，今年五至十月上海舉行世界博覽會，估計前往觀光的人數高達七千萬。中國似乎已準備好在各方面進入國際化，吸引世界各國人士一睹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風采，比起三十多年前那落後封閉的國家形象，實在不能同日而語，這是中國近年發展的表象。

　　對中國教會而言，新風貌是否暗示在信仰上有新自由？政府是否放棄以高壓手段對付教會？從積極面看，我們的確看見中國教會發展型態的多元性。除了分為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外，還有華商團契、民工教會、海歸人士教會等，但不同型態教會的出現並非等於政府允許在三自教會以外可以合法聚會。其實，凡未向政府登記的教會，在廣義上都屬非官方的家庭教會，不過很多教會不在農村聚會而已，可能是在城市的辦公大樓，或社區中的不同場所聚集，參加成員也不必是農夫，可以是到城市謀生的民工、工商單位主管、公司老闆、醫生、大學教授、律師、會計師、中、小學老師、科研人員、工程師、金融從業員、海歸人士等。這些改變是中國社會都市化和國際化的自然結果，也說明了基督信仰的普及性並不限於某個社會階層，乃在各行各業中都有其代表性，這是可喜的現象，表示中國教會正健康成長，並日漸為中國社會帶來積極影響。

　　中國教會正面對社會地位合法化的議題。過去農村內的家庭教會相對於城市文化而言，屬邊緣團體，雖然過去中國大部份人口以務農維生，然而這情況已因都市化而改變，城市文化若在過去已主導著中國社會，現今及往後的日子更是如此。中國城市化初期，農村教會同工以為靠著農村基督徒人數之眾，必能在城市宣教上佔優勢，結果發現只能包圍城市，卻打不進去。反過來，這時民工教會得以發展迅速，因為民工本是從農村到城市找工作的農民，離鄉別井，在孤單中更感需要基督福音的安慰。民工活動範圍一般在城市邊緣地區，他們多從事建築業。

　　然而，不同形式的城市教會因著各種原因，以及城市基督徒努力作福音見證，在都市化熱潮中穩步發展，現在基督徒知識分子人數也比過去為多，這現象從一九八九年前、後開始，大量中國知識分子希望從基督信仰中找到開展中國前途的根據。據了解，這時居於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有約20%信奉基督教，形成往後的中國海歸教會。中國的基督徒大學生也隨著大學教育普及而增多，普遍提升城市教會的文化水平。華商團契在中國教會雖非主流，但他們默默耕耘的努力也結出豐碩的果子。一般而言，華商都得到政府一定的禮遇，華商團契不會被逼向政府登記，但須跟當地政府單位報備，這樣的通融一方面是為了保持中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是避免因宗教事件構成負面的經濟影響。

　　從政府的角度看，雖然今日中國已跟過去不太一樣，尤其涉外事件，總要有處理方法和程序。原則上政府在較文明的大城市不太採用粗暴方式，但這不等於對家庭教會的「非法」定性有所改變，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否則只反映基督徒對中國社會實況的無知。明白政府依據甚麼原則制訂宗教政策後，我們就曉得共產主義對宗教定性的總原則是要消滅宗教，無法一下子辦到時，作為權宜之計，政府給予某程度的放寬。換言之，取締教會是政府的一貫原則，即使不能完全取締，也得加以管制其發展（如強迫向政府登記）。假如我們只看事情的表面，將永遠無法認識背後的複雜性。要真正了解中國的行政運作，最好還是多讀中國歷史！也要將歷史跟一直發生的事對比，不但了解關乎教會的事，也要了解社會其他方面，例如對異見人士及維權人士的處置方式、對新聞、思想、文學審查的尺度，以及在國際場合發言的態度等，都足以讓我們悟出深藏背後的原則及動機。

　　事實上，我們覺得中國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可能希望找出作為中國教會主流的家庭教會到底能與政府有多少互動空間，因為互動是早晚必須面對的事，但中國家庭教會在社會中的合法地位問題必須解決。相信政府一方面意識到教會可能帶給社會某種穩定力量，但會要求教會配合；從另一角度看，政府仍然打擊某些具代表性的家庭教會，以示警告或試探其他教會的反應。假若其他教會沒甚麼反應，就等於默許這種做法，於是政府循此途徑繼續打擊到底。以上這種雙面行為是一貫的社會現實，不能以一般邏輯思維理解，如果當中真有邏輯，「兩手策略」實在是中國法家傳統的邏輯。

　　回到基督徒的現實問題：教會應如何因應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作改變？我們要回到教會歷史中找答案。歷代教會得以成長並非憑藉社會環境的優惠，乃是由於教會不斷自覺回歸真理的基督，並隨從聖靈的引導，在生命上扎根。現時的教會發展必須有因應中國的神學建設，並將真理內化於廣大基督徒的生命中，使他們在個人岡位發揮積極影響，也在社會提出真理價值。不過，未來中國教會的最大傷害不一定來自環境，更可能源於教會內惟我獨尊的宗派主義，以及因搶佔地盤產生的宗派衝突，希望永遠不會看到這種人為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