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更新——整全使命對華人教會的當代意義｜袁瑒

作者：袁瑒（國際差會宣教研究員）

近年來，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成為教會圈與差傳界的流行語，被越來越多地傳講和引用。「整全使命」乃是根據聖經中神對人的創造與救贖旨意，來理解宣教不僅是靈魂得救的呼召，更包括在歷史與文化處境中踐行神國價值（kingdom value）。它整合「福音使命」（great commission）與「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使基督徒於家庭、社會、職場、學術、藝術等各層面活出信仰。已有很多學者和牧者從神學的角度演繹並推廣這些概念，本文僅就歷史的角度做一梳理，希望能對當代海內外的華人教會有所啟發和借鑑。

從某種角度而言，強調教會使命應該是整全的，就如同強調雪應該是白的、碳應該是黑的，或是暗示了過去對使命的實踐是殘缺的，所以需要補足或修復。無論從聖經歷史，還是從教會歷史來看，整全使命的失落似乎是比較晚近的現象。

聖經歷史

作為神形象的載體，人起初的被造便包括靈魂體的整全性，後來的救贖也是靈魂體一起得救。亞當、夏娃先領受了文化使命，再領受救恩的應許。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寄居迦南地，約瑟和但以理在異國為相，生命見證和信仰見證緊密結合，東道國的地主、君王和同僚都知道，這些寄居者或亡國奴之所以善於治理，乃是和他們所信之神密不可分。以色列最初是一個「神治國家」，神頒布的律法涉及宗教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靈性的淫亂也帶來社會性和農業性的災難。

早期教會史

使徒行傳和教牧書信給我們的印象，好像保羅、彼得、腓利等幾位使徒乃是宣教的主力，但教會史學家提醒我們，基督教最初是被蔑稱為市井小民的草根宗教，在廚房、集市、河邊、客棧等普通人工作、生活和旅行的場域被傳講的。即便是保羅和彼得，也時不時地需要以織帳篷或打漁維持生計，並在作坊或漁船等職場平台上向同行作見證。早期教會在憐恤鰥寡孤獨、施行慈惠賑濟方面創立無數先例；早期教父融合並重塑了希羅文化；而這些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影響，都是信徒在建立基督身體的同時所產生的漣漪性延伸。

宣教歷史

十七世紀的新教跨宣先驅——莫拉維亞弟兄會，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早期教會「全民皆兵」的宣教傳統。主護村教會差派比例之高，所涉禾場之廣，持續年份之久，運作經費之低，至今難以超越。這些難民信徒投奔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的農莊後，都需要自食其力，前往禾場後，也常常以此為謀生之道。

現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抵達印度之初，浸信聯會的供養制度尚未成熟，不足以讓他養家糊口，他必須進廠做工；事工逐漸穩定後，他也接受高等學府的邀請，教授東方語言；賽蘭坡的印刷所也常常承印商業性的訂單，維持運作。威廉和同工們在傳講救恩的同時，也推動社會改革（包括立法禁止寡婦自焚），兩者是自然而然的結合。

福音入華史

我們在福音入華史上，也看到類似的圖畫。東方亞述教會在主後近千年間，都曾是最具宣教熱忱的教派，修士和信徒都不以福音為恥，在貫通各族的絲綢之路上以行商客旅、將才士卒、外交使臣、文士通事、醫師匠人等各種身分分享信仰，人人具備一技之長，甚至身兼數職。對他們而言，參政議政、軍事外交、行醫賑濟、主持聖禮、牧養群羊都是「使命人生」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更是集人間學問與神學訓練為一身，他們在數學修辭、文化藝術、天文地理、工程機械等方面的造詣，不僅成為與中國仕紳建立關係的敲門磚，賦予他們切入中國社會的合法身分，也見證了他們所信的「天主」是一位智慧的造物主，維繫著整個宇宙，將規律、美學、秩序帶進人類世界。

新教的宣教士進入中國後，不僅致力於信仰的生活化，也促進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現代化。西方差會每到一城，便在宣教大院（mission compound）打造出禮拜堂、學校、醫院、印刷所的四重組合。「萬事通」（Jack of all trades）幾乎成了宣教士的代名詞。在群體歸主的少數民族地區，移風易俗的果效尤其顯著。

整全使命的模式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因自由神學和社會福音的興起，傳統福音派（evangelical）退守為基要派（fundamentalist），在一九二〇年代的非基運動¹之後更是退出高等教育等影響社會的事工，把福音化約為「信耶穌、得永生」。事工的分門別類，尤其是醫療和教育事工的獨立發展，也使得很多專業宣教士忽略了福音使命。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揚鑣，結果可謂兩敗俱傷。前者因為忽略了人受造深層的靈性需求而失去生命力，後者則因為自我絕緣與世界的對話而失去對時代的影響力。因著矯枉過正的遺憾，教會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才逐步回歸傳統，重新反思「整全使命」的模式。

古今文化

其實，不僅是基督教會，絕大部分古代社會的人才都是通才。就猶太拉比而言，研讀塔木德的同時還要精通一門手藝，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做木工、保羅織帳篷。我們也相信他們不僅是最好的宣教士，也一定是最好的匠人！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則是西方通才的代表，他在向一位公爵的自薦信中，列舉了三十六種技能。在歐洲和中亞的修道院，神學知識、靈命塑造和生活技能的培訓都是同步進行的。中國士子也需要學六藝，入仕做官便須成為治民、治軍、治水的全才；屢試不中者仍可耕讀傳家，或者改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知行合一：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乃是被很多民族奉行的原則。信仰（福音使命）和生活（文化使命）的有機結合，幾乎是人類文明對屬靈導師普遍的預期。

相對而言，專業分化的模式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新教歷史上，由其他信徒供養的專職宣教士，是最近兩百年來的運作模式。而從威廉克里和馬禮遜等人的事奉軌跡中，我們也看到，福音使者常常兼顧各種角色。後殖民主義時期創啟地區的出現，普世宣教重新出現早期赴華宣教士們所面對的困境，即「出不去，進不來，留不住，傳不開」的四難。這一新處境更加促使差傳界重新學習「整全使命」的功課，從「專職宣教士」（career missionary）向「專業宣教士」（missionary as professional）轉型，以英語教師、外國專家的身分參與當地的社會建設。這個轉型可謂回到了屬靈導師兼備一技之長的古代模式。即便在非創啟地區（如台灣或日本），跨宣工人也需要為自己塑造一個神職人員以外的社會角色，才能和當地人建立關係，在那個特定的場域（校園、職場、母嬰群）道成肉身，活出福音。

近年來，營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的概念也日益引起教會的關注和接受度，過去以空殼公司作為福音事工之掩護的舊模式，不僅缺乏誠信，也錯失了原本可以成為見證平台的好機會。真正的企業，以專業精神和正直品格，傳遞真正的福音，乃是更能彰顯神榮耀、符合神心意的模式。

今日的華人教會

今日華人教會注重靈魂得救、佈道培靈、教會生活，但在社會性議題方面，則處於被動回應，未能主領思潮。原因之一乃是深受基要主義的影響，忽視與世界的對話。其實每位教會會友都同時具備社會性角色，若能把在教會中所領受的福音使命帶回家中、社團、校園、職場、學界、商圈，便能承載並帶出文化使命。這絕非這個時代的創舉，乃是回歸早期和歷代教會的見證模式。

宣教是神學之母。古往今來，神的教會不斷在萬族萬民中遭遇的不同處境中，反思神在聖經中的啟示，調適自己的腳步和姿態，持守「不變」，重組「可變」。如何將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有機結合的整全使命，乃是包括華人教會在內的普世教會當下亟需反思的重大課題。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