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家謙（華人宣教動員者）
過去一個多世紀，「差派地——宣教地」的線性圖像深刻地塑造了普世教會對宣教運動的理解。在這一框架下，「宣教力量」（mission force） 與「宣教禾場」（mission field）被清楚地區分，前者是主動差派，後者則為被動接受。這種圖像本身植根於歐洲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時期的宣教思維——當基督信仰與國家、文化高度重疊時，「已信之地」被視為差派中心，「未信之地」則被視為傳福音的目標。這種思維模式在近代宣教運動中被制度化，並隨著殖民歷史與西方教會的影響力而廣泛傳播。然而，隨著全球基督信仰重心的東移與南移，這種二元分類正在被重新檢驗。越來越多來自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教會，正積極參與跨文化差傳事工，成為新的差派主體。這種趨勢並不意味著角色的互換或簡單顛倒，而是一種非排他性的並行現象：各國的教會都有可能既是接收祝福的宣教禾場，也是提供資源的宣教力量；既處在福音尚未廣傳的處境中，也參與在差往他地的宣教行動中。
創啟地區教會的快速增長更進一步衝擊傳統差派結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教會的身分與使命。全球最大的華人創啟地區的教會雖然身處信仰表達受限、資源有限的環境，卻展現出堅韌的靈性與使命熱忱。他們不僅忠心見證福音，也積極尋求參與跨文化的宣教行動。本文從這樣的處境出發，探討創啟地區教會在參與未得之民宣教時所展現的內在動力和外在挑戰，並反思這樣的參與如何豐富我們對差傳使命的理解與實踐。
創啟地區教會參與宣教的內在動力
在創啟地區的處境中，教會投身向未得之民宣教的行動時，體現出一種深植信仰、歷史與文化記憶中的動力。首先，聖經對大使命的呼召始終是信徒行動的根基。即使在過去環境較為封閉的年代，信徒也展現出強烈的個人佈道熱忱，廣傳福音於街頭巷尾、田陌水圳。而當信徒更近一步意識到這福音使命超越「本族本家」，應延福「萬民」，他們對「未得之民」群體的負擔和關切也油然而生。其次，創啟地區的教會在過去四十年經歷了本土性的復興運動，信徒在苦難中經歷神的同在和帶領，也塑造出甘願為信仰為使命付代價的門徒精神。第三，「飲水思源」作為東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使「還債」與「報恩」成為教會推動宣教使命時的重要情感動力。在過去數十年間，「還福音的債」（羅馬書一14）逐漸發展為一種有別於西方傳統論述的獨特宣教理念，甚至催生出以歷史上對華宣教士人數作為當代差傳目標的實踐策略。儘管「欠債與償還」在釋經與神學的語言框架上仍有探討的空間，其蘊含對西方宣教士的感恩回應卻已毋庸置疑地成為了激勵本土教會承擔宣教責任的重要驅動力。
自1990 年代起，創啟地區華人教會逐步接觸國際宣教資源，並與海外華人教會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逐步形成邁向普世宣教的願景，也促使教會在半公開環境下探索宣教士的差派機制。這種實踐深植於對上帝話語的認信，也紮根於苦難歷史與文化記憶所孕育的情感動能。而今，在多重張力中發展出來的普世意識，正被轉化為一股來自邊緣、卻愈加堅定的宣教行動力。
身處創啟地區的華人教會，在跨文化宣教道路上仍處於初期階段，既面臨普遍性的差傳挑戰，也面臨創啟地區特有的複雜因素。雖然大多數宣教學家都不會再將華人列為「未得之民」，但實際上仍有龐大的人口基數未有機會聽聞福音。就非信徒的絕對數而言，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在本土和本民族的福音行動上。身處廣闊福音禾場的本土教會對本土本民族的福音行動仍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隨著宣教視野的擴展，教會需要更完整全面的宣教神學的論述和策略，使其對本民族的福音行動和對未得之民的跨文化宣教行動是連貫一致的，而非相互排斥的。
與許多亞洲宣教運動所處的環境相似，創啟地區的教會身處一個對基督信仰並不友善的社會氛圍之中——其主流文化未經過基督教化，仍由其他宗教、文化或政治意識形態主導。儘管創啟地區的華人教會因過去四十年的快速增長而在人數上具備一定優勢，普世教會也寄望他們能在未得之民的宣教工場發揮更大作用，但身處非基督教化社會的邊緣處境，意味著他們面臨的挑戰遠非單靠人數可克服。正如Samuel Escobar在上世紀末所指出的，來自邊緣的宣教反思，重點不在於「要有多少宣教行動」，而在於「當下需要什麼樣的宣教行動」。1
差傳機制的創新與文化更新的必要性
創啟地區的處境與現代宣教運動的起源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多出自基督教文明已高度發展的地區，且在教會權益受世俗政權基本保護的制度下建立了宣教差傳機制。近兩百年來，現代宣教運動的差傳機制高度發展，為新興宣教運動提供了經驗和參照。然而，從差派處境來看，無論是培育差派教會還是培育宣教士的土壤都與傳統差派地迥然有別。無論是宣教「鐵三角」、「鐵四柱」或是「五連環」2，在創啟地區的社會環境中都會呈現其高度不穩定的狀態。因此，探索創啟地區的差派機制需要在特定處境中重新審視並發展宣教教會論，才可能帶出邁向未得之民宣教的有效甄選、訓練、差派和關懷。與開放地區既有的差傳機制不同，創啟地區的差派機制很有可能會呈現出一種動態的靈活性，以理念、原則和信任關係為主導，而非以財務、法務、人事制度和框架為主導。同時，創啟地區的差派必須重新審視對宣教士人數的迷思。在受限條件下，用西方反覆試錯（trial and error）的精準差派模式會消耗更大的成本；而用華人的人海戰術模式又會以個體宣教士的折損率為代價，也損害差派教會的宣教情結。因此，創啟地區的教會在差派的過程中，不能僅以「人數」或「行動頻率」作為衡量成果的主要指標，更需要一種辨識時代宣教需要的智慧。
除了應對外在處境所帶來的挑戰並作出差傳機制的調整和創新，創啟地區的華人教會也需要內在的文化更新。歷世歷代的華人社會長期以來受「大一統」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強調統一而非多元。在同質文化的形塑下，個體與群體普遍傾向於追求思想與行為上的一致性，將統一視為秩序與安全的保障，這種文化心態使得面對異文化時會表現出潛在的排他性，亦或試圖以漢文化圈的價值觀加以規範與同化。「和而不同」往往流於口號，而未能轉化為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度理解、真實尊重與積極欣賞。這種缺乏對多元實質的理解，容易在宣教實踐中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或單向輸出，從而削弱福音資訊在未得之民的群體中的可信度與接納度。
獨特的屬靈特質成為普世宣教的祝福
儘管同質文化的形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創啟地區教會的跨文化素養，這些教會仍在特定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屬靈特質，能夠成為普世教會和未得之民的祝福。處於邊緣和弱勢的教會往往在苦難中錘煉出堅韌的屬靈生命和門徒精神，使信仰不僅停留在表面，而具有真實的代價和活力。宣教士們能將這種屬靈韌性帶入未得之民的群體中，安慰、鼓勵並造就那些在未得之民中因信仰受逼迫的新信徒。與此同時，創啟地區教會因應環境壓力發展出的機動性和應變能力，使他們的宣教士在未得之民群體的植堂運動中帶來新鮮的血液，促進在宣教現場對教會論的反思與實踐更新。
創啟地區華人教會的快速成長與積極跨文化宣教參與，正突破傳統差派邏輯，生動體現出教會既是禾場，也是宣教力量的雙重身分。他們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以堅韌與熱忱回應宣教使命，不僅帶來實踐上的突破，也為普世教會提供宣教神學的新視角。期盼這股從邊緣生出的宣教動能，能持續為普世華人教會在未得之民的宣教使命中注入新的動力與盼望。
本文刊載於《今日華人教會》2026年刊，第二十六頁至第三十頁。世界華福中心版權所有，如欲轉載，可來信申請。
註：
- 1.Escobar, Samuel, “A Movement Divided: Three Approaches to World Evangelization Stand in Tension with One Another”, Transformation, Vol. 8, No. 4, October 1991, p12 ↩︎
- 2.在宣教工作中鐵三角指的是：教會、差會、宣教士。鐵四柱：教會、差會、神學院、宣教士。五連環：家庭、教會、神學院、差會、工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