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聚宣教是針對移居他國的移民群體進行宣教活動，這些群體常因政治、經濟或戰爭等原因離開本國，在新國家定居，帶來文化挑戰和福音機會。本文探討香港移民加拿大和英國的現況、對當地華人社區和教會的影響、及其在普世宣教上的意義，通過對比兩地移民情況，提供教會和宣教機構可參考的資訊和策略。
今日華人教會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正處於日新月異的科技世界，社交媒體為他們帶來24小時不停的新資訊和文化。對於青年基督徒，他們面對著很大程度與信仰對立的世界價值觀和文化。藉由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玻的青年基督徒研究，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靈性狀況與福音需求，期盼能與他們一起同行。
隨著社會的急劇轉變，今日的年輕人有別於我們的 「當年」，在處境上的不同會怎樣影響我們與他們在信仰上同行的方式呢？陳保焜傳道近年專注於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的佈道和門徒培育工作。希望透過本文幫助讀者了解這個群體的特性，如何向他們傳福音，以及如何陪伴他們走宣教路。
進入21世紀時，「散聚宣教」就逐漸出現在宣教界的各項討論會議當中。在全球散聚人口不斷地增加，宣教學者們從中觀察、思考，並探討其中可能帶給普世宣教的挑戰與機會。根據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當面對不穩定的社會和文化處境時，許多散聚人口對於自我認同，甚至於人生方向，都會做出新的檢視，也會重新思考信仰的問題。故此，散聚人口作為傳福音的對象，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宣教契機，這也是當前大部分在宣教界實踐的方向。本文將從個人、教會和族群的角度，嘗試探討我們所需要面對的課題。
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的十字路口所面臨的是什麼？第一是跨文化宣教的挑戰；第二是患難的挑戰。在這十字路口中，我們看到危機與轉機，也看到十字架的形狀——這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我們信仰的象徵，也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更是宣教必走的道路。
散聚宣教與傳統的宣教模式不同，消弭了跨文化宣教的地理距離。但是，我們不會忽視為數龐大、仍居住在福音閉鎖區域的「未得之民」，等待神的使者去宣講福音。而「散聚宣教」與「未得之民」的宣教模式是互補的。一個願意「跨街」在本地去愛異文化鄰舍的基督徒，一定也有心志「跨洋」往在異地去讓「未得之民」聽聞福音，成為跨越疆界的宣教士，傳和平的福音給近處的人，也給遠處的人。
七十多年前華人教會在大馬雨後春筍般成長，具備多元、得天獨厚的宣教基因，確實孕育了許多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的宣教士。雖然近在咫尺的宣教資源有限，服事的群體卻可以超越疆界。教會需要回到初期教會領受大使命的現場經歷更新，才能重燃宣教的火熱。華人教會的宣教運動不能停滯不前，求聖靈更新，教會要付上代價去見證那復活之主的福音。
面對宣教運動生命周期（life-cycle）的改變，華人宣教運動應避免青年宣教的缺席，作好人才培育的超前部署，給予他們最大的資源，鼓勵善用新方法及工具去衝破宣教的限制，為未得或未及之民的需要再努力，避免因老齡化引致宣教運動進入衰退期。港人教會與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走過不同歲月，由呼召到出發，又由工場到退下火線的日子，這寶貴經驗能成為各地華人教會的借鏡，學習以人為本的宣教事工，讓各地華人教會更能回應普世宣教運動的需要和挑戰。
很久以前，有一個男人需要一份工作。他為人勤勞又誠實。《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他的名字，也許這樣我們更能認同他和他的掙扎。讓我們稱他賈里斯......
在人生中，許多人會感到灰心沮喪，並太早放棄。曾有一位老人拿了一些畫迎見名畫家但丁· 羅塞蒂(Dante Rossetti)，並說：「先生，請你告訴我， 這些畫有藝術價值嗎？」羅塞蒂靜靜地將畫看了一遍，覺得......
1972年，美國麻省牛頓第一教會關閉。這家擁有308年悠久歷史的教會，將其具歷史意義的文物捐贈給博物館，又將教會建築物賣給一家希臘福音教會，正式解散。牛頓第一教會創立於1664年，到1952年全盛時期，會友增至1200人。但不幸的是，會友人數開始逐漸減少。事工再延續20年（1952~1972），該教會會友人數由1200減至325，其中只有很少年輕人，四份之三的會友超過五十歲。因此他們決定關閉教會。從以上敘述中，我們看出甚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