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64 訪談梁慧博士： 聖經翻譯透視信仰本色化的挑戰、必要性和過程
嘉賓：梁慧博士 Dr. Grace Liang（維真神學院中國研究部主任）
主持：吳書翔弟兄
從事漢語聖經研究之服事歷程
吳：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我在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的老師Grace。我這學期就在修您的課，内容談到基督信仰在華人當中的處境化。我從中獲益匪淺，也看到從幾百年前的唐朝景教，到明清時代，之後新教傳入等等，基督信仰要融入華人社會是一個不斷產生碰撞的困難過程。作爲訪談的開始，我想請您先介紹您過去的經驗、現在的服事，以及如何走到今天?
梁：我向來從事漢語處境中的聖經研究，尤其是聖經翻譯和詮釋。早期的研究始於希伯來聖經的智慧文學，因為我注意到這些是聖經當中最具哲學和神學問題意識的聖卷。然後，隨著在這方面研究的深入，我發現作為華人需特別關注華人語境中的聖經翻譯和詮釋。近年我主要側重從對話的詮釋學來研究，尤其是中國經典的解釋傳統和聖經解經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探討能否開展具對話性意義的經文詮釋。同時，我也擔任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Chinese Studies Program）主任一職。CSP主要是致力於架起中國學術界和西方神學院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中國在基督教研究和聖經研究方面的青年人才培養。
基督教從西方進入華人世界的跨文化障礙
吳：您提到架起中西之間的橋梁，在基督信仰與傳統華人文化這一塊促成互相理解。基督教作為外來宗教來到華人世界，您覺得最大障礙及碰撞是什麼？縱觀歷史，中國很多華人基督徒也曾作出對基督信仰的反應，譬如太平天國、非基督徒運動。時至今日隨著基督信仰在華人處境中的進展，對我們重看這些歷史有什麼影響？我自己感觸很深的一點是我們常常把歷史當成鏡子，仿佛歷史片段變成一個他者。我覺得其實更好的看法是把歷史當作一個連續，它其實還在影響我們今天生活處境，息息相關，緊密連結。您怎麼看？
梁：我覺得中國主要有幾個特點。第一，文化非常多元。目前為止，在廣泛意義上的華人圈裏可説仍是以儒釋道這三教合流為代表的多元文化處境。
其次，中國經典繁多，可以說是一個 multiple classical world，多元經典構成的宗教世界。與此同時，在非常漫長的王朝統治過程中，各時期產生了對各種經典的解釋傳統。以上特點就導致基督宗教來中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翻譯自身的正典，而其中最複雜的就涉及如何翻譯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聖名。對各時期來華的傳教士來説，在中國本土文化處境中如何宣講耶穌基督的真理是不能迴避的問題，這涉及如何理解中國非常複雜多元的宗教與文化？比如晚清時期，理雅各想瞭解儒家思想究竟是不是一種宗教，若是宗教，它是偏一神論嗎？還是採納大部分傳教士的觀點，認為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一神教？這些問題都是當時傳教士們必須處理的。
第三方面涉及在中國文化處境中的傳教策略。比方說我們如何看待晚明時期的利瑪竇（Matteo Ricci）規矩。以往這些傳教策略有其成功之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必須在中國處境中找到一個契合點，然後從這個契合點出發，作出相應的傳教策略調整或適應。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和事奉角度，如果從世界宣教史的緯度來看，我覺得最複雜的命題是漢語聖經翻譯以及處理基督宗教和中國宗教文化的關係，基督宗教傳到其他民族文化當中也許都未曾面臨如此挑戰。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上帝在中國用漢語傳達真理的一個非常具有活力的過程。
神透過聖經翻譯參與漢語宣教歷史
吳：一些學者會以「日光型文化」和「月光型文化」作區分。月光型文化被日光型文化照亮時，前者可以在當中做靈活的切換，但中國文化不僅是日光，而且像一顆非常強的恆星，本身有非常繁複的典籍，包括儒家、墨家、道家各種典籍，而利瑪竇當年遍覽群書才做基督教的重新詮釋。您覺得研究漢語聖經翻譯的過程對我們當代華人的重要性是什麼？
梁：漢語聖經翻譯與基督宗教在中國流播的幾個過程緊密關聯。景教時期是有史記載基督信仰第一次來華的古代敘利亞東方使團，雖然他們翻譯聖經的文獻較少，然而那是難能可貴的首次處境化處理。當時基督信仰和聖經的一些專門術語都未曾被翻譯，所以有一部份采用了音譯，另外一部分就開始采用中國已有的文化詞語中的術語做翻譯，大部分先從佛教，然後用了道教，還有少部分來自儒家學說。隨後到了晚明時期，才真正涉及譯名之爭，也就是如何在中國文化中找對應的術語翻譯「上帝」這個聖名。但晚明時期的傳教重心是盛傳而非聖經翻譯，所以譯名之爭雖已引起一些爭論，但還沒到達高峰。
晚清時期，尤其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著禁教大門被打開後，由於當時的新教傳教士的重心是漢語聖經翻譯，由此我覺得有必要強調的經驗是馬殊曼（Marshman-Lassar’s Version），就是在印度塞蘭坡出版的第一個完整漢語聖經譯本。馬殊曼－拉撒譯本在兩百年前出版，緊隨的是馬禮遜和米憐的譯本。這對於我們華人神學界和教界是非常重大且意義深遠的兩個譯經事件。這兩個譯本是第一次完整的在漢語語境中運用了大量中國文化術語，同時也創造了一些全新的基督教術語。聖經的翻譯史從晚清開始延續了譯名之爭的學術和神學探討，可貴的是最終西方傳教士放下了彼此之間立場的分歧，將神版和上帝版的爭論做了一種擱置，信徒兩版皆可選擇，而1919年的和合本聖經就印刷了兩個版本。
同時，來華傳教士在晚清時期透過好幾次宣教士大會也達成共識，認爲需要有一個能被所有來華傳教士差會所接受的譯本，所以2019年我在香港一個紀念和合本誕辰100週年的大會上提出了「和合神學」的概念。在中文裡，「和合」指的是在差異中尋找和諧或統一。如果我們從景教時期開始追溯到1919年，我個人認爲聖經譯本在中國就是一個透過異中求同邁向合一的艱難過程。這譯本的合一運動過程就像教會的合一運動。我認爲當時聖經譯本的合一奠定了上帝的聖言最終在中國土壤完全被翻譯成華夏民族的漢語。不管你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是懂漢語的華人就能使用這本完整翻譯的漢語聖經，無論是二馬譯本（馬士曼譯本和馬禮遜譯本）、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或今天的和修本以及其它完整的中文聖經譯本，直接進入到上帝用華語表達的神聖真理當中尋找真理的亮光。
這對於宣教史的意義也重大，因為聖經譯本完成的重要性可說絲毫不亞於幾波基督教使團來華的傳播過程，並使華人能透過合一的譯本認識或接受和理解上帝的真理。雖然和合本只有一百多年歷史，但在現今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所面臨的挑戰中，我覺得和合本會一直幫助我們把福音在中國廣泛的文化圈裏更深入、更全面地傳播。
和合本聖經的翻譯成為華人教會合一的橋樑
吳：還沒任何中文譯本時，我們華人基督徒能理解聖經的唯一方式可能就是透過西方宣教士對信仰的詮釋，而和合本這樣的中文譯本影響甚大，它讓我們能直接從新教、宗教改革精神的詮釋，用母語閱讀聖經。今天也許有人會有「基督徒是不是因此只有一種和合本本位思考」的疑慮，譬如我和表姐也覺得有些經文還是用和合本念起來最順口，我們從小在主日學背的經文也都是和合本版本。儘管如此，我也認同Grace所説的，和合本聖經讓所有宗派、差會能很快融入中文語境。和合本聖經用語其實也很大程度形塑了華人教會獨有的語言系統。假如今天我聽華人天主教神父講道，可能就很不習慣那一套語言系統，但新教因有和合本而使信徒都在同一個語言系統裏，因此和合本確實在語言層面上促進了跨宗派教會間的合一。
梁：華人教會逐漸於1920年代從西方宣教士手中轉移到自傳、自立、自養時，這個聖經譯本的作用確實是非常大的。和合本不僅對基督宗教傳播的影響特別大，對現代漢語尤其是白話文的發展也起了巨大推動作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同年爆發。當年傳教士在19世紀末一開始的設想是有深文理、淺文理和北京官話的和合本聖經譯本，但最後真正成功的是我們沿用至今的北京官話和合本。國民政府當年通過教育政策要推廣普通話時，和合本實際上對推廣白話文運動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1920年代後的許多現代文學大家們如周助人、冰心以及其他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都有引用和合本的經文。還有後來去了臺灣的大法官吳經熊也翻譯了詩篇。他是天主教徒，用了中國古典中類似屈原的離騷體形式翻譯詩篇，非常優美。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大部分現代作家還深受和合本語言系統影響，因此我覺得和合本也對教外，特別對漢語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非常重大的推進作用。
借鑑當年傳教士來華的挑戰用於今日的世俗浪潮
吳：今天華人教會所面對的文化處境中也許還有強烈的儒家思想，甚至佛道思想，但當我和朋友聊到一些政治或社會議題時，大家好像較少從孔、孟、老、莊截取思想精華來實踐，卻似乎大部分以西方思想包括自由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等等作為我們社會實踐的參照。當華人教會在宣教中面對今天的處境，我們能從過去的宣教史和宣教士學到什麽？
梁：這問題涉及我們如何回顧和總結以往的來華傳教士所留下的豐富策略以及其中的靈性遺產，同時也關係到我們在當代處境中宣教所涉及的問題。從當代處境來說，在不同地域處境的華人各異。例如你從小在台灣長大，華人傳統文化在台灣比在中國大陸保存得更好，因為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時期以及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帶來嚴重的傳統文化斷裂。21世紀的中國雖有國學復興，但我覺得現在已經很難有像當年學貫中西的傳教士或知識分子。我們看到民國時期有很多類似趙子誠、吳雷川這樣的基督徒教育家，都是學貫中西的，胡適也是一個例子。因此，對於包括港台和大陸在內的大部份年輕人來說，主要面臨的挑戰也許是一些西方神學思潮，比如自由派和基要派。西方思潮是一個席捲全球的浪潮，無論身在何處都避免不了。這種情形下我覺得目前對於華人教會來說，可能首要是如何抵抗席捲全球的世俗化浪潮。我們經常引用聖經問人到底是拜瑪門還是相信主，但今天可能要問的是：「你是跟隨世俗文化的浪潮還是跟隨基督宗教的真理？」
我們在主日學或教會時，似乎覺得可以跟周圍的世俗化隔絕；然而一旦進入社會就會面臨很多政治以及各種世俗文化的挑戰。因此，「敵基督」可能就是在世俗化的面目下具體對基督教的傳播形成很多衝擊和影響的事物，這跟以前的傳教士在中國所面對的儒釋道三教合流文化體系，以及如何處理這體系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和張力是有所不同的。
吳：有一點我不同意。我覺得很多人在教會也可能很難斷絕與世俗化的連結。很多人在教會可能還是會想聚會結束後面要去哪裏吃飯、買什麼東西。台灣的教會受當今各種世俗化的影響讓我感觸特別深。我們活在各種大敘事中，資本主義的大敘事告訴你只要透過不斷累積資本就能獲得人生最終的幸福；消費主義的敘事告訴你透過消費來顯現個人價值感等意義來源。而我覺得華人教會甚至蠻容易活在升學主義的敘事中，即便敬虔愛主的父母都會希望孩子能進最好的學校，到名校念書好像無論對家族或個人被視爲最好的狀態。這些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梁：我想補充或糾正一點，我並不是說基督徒或宣教士就無需和社會發生關係，事實上我覺得真正的基督徒必須要深入社會，尤其是要多接觸和服事社會底層。我們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在書齋裏面，或在自己固定的團體或群體裏面，做自己所熟悉的工作。我說的世俗化思潮不是指基督徒不能進名校或不能去吃飯和購物，這都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我想說的是，首先你必須把價值觀念放端正。耶穌基督在福音書裏教導我們有關生命的優先，耶穌基督的真理肯定比麵包更重要，因為跟隨耶穌基督不是爲了名利，而且需要背起十字架。我們要對抗世俗化的浪潮，因為世俗化對神學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成功神學特別吸引人，在美國有段時間非常流行，對華人教會也有些衝擊，但耶穌基督教導我們，這個世界上是有很多苦難的，我們也的確能從戰爭、意外、瘟疫等等的事件看得到。我覺得基督徒作鹽作光這基本角色不能因世俗化就擱置在旁，不能只在教會裡意識到自己是個基督徒，但在社會群體、公司或學校就跟其他人沒有任何差別，這不是一個門徒應該有的態度。
愛主成為宣教士願意犧牲的動力
吳：想問您認為今日的華人教會，能從過去的來華宣教士中學習到什麼？
梁：無論景教時期還是近現代，許多來華傳教士得了熱病、瘧疾，古代缺醫少藥，他們把生命奉獻給了中國。我讀傳教士傳記常常有極大感動，特別是那些致力於中西文化溝通的傳教士，例如在中國五十幾年的理雅各（James Legge）醫生。雖然他後來回到了英國，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但一生將自己貢獻給了中國經典的翻譯和中西文化的傳播。在這些傳教士身上，我們確實看到福音書裏麥子的比喻，一粒麥子只有死了才能傳播出很多子粒，子粒又延續散播。今天中國之所以能有那麽多基督徒，我認為與當年宣教士的篳路藍縷有密切關係。開闢者的工作非常艱難，各種傳教路線當時都是嘗試、探險和摸索的過程。今天來看，不管在歷史的橫切面他們成功與否，我覺得他們對耶穌基督大使命的委身都值得我們敬佩。
吳：我覺得這真的不容易，我自己在加拿大這樣一個跨文化環境，用外語讀神學，也能體會這些傳教士當初下的功夫肯定非常重。我現在讀各種系統神學經典，都覺得讀得很痛苦，有時也因爲讀不懂而感到挫折，何況像利瑪竇那樣的傳教士當年來華的處境，他們要讀連現在的華人都讀不懂的孔孟，甚至老莊，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不同的文化和語言，還要突破重重障礙，只為把福音帶給中國老百姓。
不同派系成就了華人教會與社會的聯繫
吳：我們發現在華人處境中，尤其是我自己成長的教會背景，似乎基要派比較佔據主流，此外就是福音派教會。民國初年還有一些自由派空間，但現在似乎不太有，這就導致教會對於公共神學的討論相對匱乏。我讀很多早期華人基督徒包括吳雷川的作品，他是對我影響蠻大的神學家。我也愛研究墨子，然後發現吳雷川也研究了《墨翟與耶穌》這本書，他對社會改革非常有抱負和負擔，推動他實踐社會改革的是基督信仰。我本身的華人處境教會當中的「吳雷川式」基督信仰，就是對社會帶來影響的這種路徑好像比較沒落，更多的是關注教會內部或信徒個人的屬靈生命。這樣的教會現實，特別使我這種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感到與做鹽做光的使命有落差——怎麼都把燈放在斗底下了？ 福音應當不僅僅是個人性的，也是社會性的議題。不知道您怎麽看？
梁：我有段時間對民國基督宗教的神學，包括這些神學家如何釋經特別有興趣。你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到今天為止確實大部份教會的神學立場偏基要派。其原因很複雜，但我想最主要還是跟中國基督教在近現代的傳播史密切有關。華人教會在民國時期的三自和後期中國的三自並不完全一樣。三自運動實際上在晚清的傳教士當中開始，因為覺得一方面要培養華人的牧師和神學家，同時也應該讓他們自己發揮更多的主動性。在我的印象中，晚清的中國教會雖然還是以西人傳教士為主要的牧者，但已開始自治、自立和自養。中國教會在1920年代面臨現代歷史上最大的挑戰，就是非基督教運動。問題主要牽涉這幾方面：第一，基督教是否與科學對立或反科學？第二，基督教和帝國主義是不是走得很近或說基督教是不是帝國主義的代言？由於當時還有五卅運動，就是當時在租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所以非基督教運動最後還涉及民國政府要收回教育主權，因為中國的大學是傳教士按照西方的大學模式創立的。傳教士在近代對社會服務發揮了巨大和空前的作用。中國大陸所有醫院、有名的大學、一些重要的建築物等等，基本上都是當年晚清傳教士的建樹。所以像青年會，就是沿襲了社會服務這一面。
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興起之後，北美當時也有自由派和基要派的神學衝突，我覺得來華的西方宣教士也把自身路線或陣營歸屬的立場分歧帶過來。例如狄考文，他是主持和合本聖經翻譯的主要傳教士，他站的是基要派陣營。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在中國的傳教師，他起初也是傳教士，後來走的是比較自由派的路線。我注意到這種分歧也影響了當時成長中的民國時期的中國教會。當時最主要的兩位很有名的三自教會代表人物，北京的王明道和福建的倪柝聲，他們的立場就不一樣。王明道比較多的受基要派傳教士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而倪柝聲則和英國的兄弟會關係很密切，當時在華人教會當中就有這兩股影響力。後來的華北神學院因爲看到社會上自由派思想流行，所以以基要派神學模式建立了神學院，成爲基要派神學培養人才的重要陣營。49年之後許多華人基督徒散布海外，他們大部份來自王明道或倪柝聲原來的小群聚會所，也就帶著這樣的影響或立場到世界各地的華人信仰群體。所以，基要派成爲華人教會的主流其實和當年傳教士彼此之間的分歧，以及我們當時民國時期以基要派為主的教會培養模式有關。
我覺得你提到幾個很好的例子，例如吳雷川，他當時不只是關注個人靈命成長，而是希望為社會做出服務，尤其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形下。從今天的視角來看，我覺得基督徒個人靈命成長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要關心周圍的人群，就像聖經所說的最大的誡命，愛人如己。對周圍的鄰舍、社群都要有關愛，同時應該為周圍的人開展社會服務、社會事工。我覺得在個人靈命成長和社會服務之間取得平衡是我們今天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題。
吳：我們可以透過挖掘華人處境或華人基督徒文化中的遺產，譬如說像吳雷川的作品，去發現其實我們的信仰遺產中也有社會關懷等等其他面向存在。您也曾經聊到說，要是我們像吳雷川那樣看到國家面臨那麽多動盪時，還只在意自己的靈命，沒有去關懷受害的鄰舍，我覺得真的蠻可惜。如曾慶豹老師所說，吳雷川對社會的關懷，甚至比較激進的革命方式，其實遠遠早於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吳雷川所有對社會的關懷都來自於他從耶穌的主禱文所領受的，對主禱文一種革命性的詮釋，我覺得這都非常值得我們當代基督徒再思並取得好平衡。
耶穌的登山與下山
吳：最後， 您有沒有補充或重要提醒想對我們說？
梁：我覺得無論從事聖經經典研究、聖經神學或基督教神學研究都不僅是學問，特別是中國人很講究對倫理道德的實踐，因此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可能是一個永恆性的話題。剛才你也提到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不僅停留在書齋上，而是走向社會開展社會事工。我想起當年晏陽初深入鄉村開展鄉村建設運動、教育、扶貧，這樣的精神實際上在福音書中主耶穌已經告訴我們了。當年主耶穌帶著彼得他們上山，上了山之後彼得因為耶穌登山變相就覺得：「我在這個山上啊！這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但後來主很快就對他們說：「我們要下山！」我覺得「下山」就是既要有帶著山上的精神，同時也要和社會大眾在一起。你自己獲得了真理，有個人靈修或靈命成長，但如果不將這些帶入到對社會大眾的服務裏面，你就沒有做到耶穌基督所說的下山。耶穌基督自己就是以他的寶血，以他的傳道事工來實踐山上的榮耀。我覺得這是一生需要學習的功課——如何在上山和下山當中去尋找真理，向周圍人群分享真理的體會，然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探討如何結合學術研究和生命實踐，我覺得這也是需要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吳：今天非常感謝 Grace 的分享。甚願我們每一個被上帝呼召成為使命門徒的人，都能如當年彼得和耶穌在山上山下的互動般，在聖靈的引導下好好學習下山的功課。
相關資源：
- 《墨翟與耶穌》，吳雷川、曾慶豹
文字記錄：龍倩杏姊妹
編輯：羅秀楹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