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43 義大利華人神學院梁家麟院長：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與神學教育
嘉賓：梁家麟院長（義大利華人神學院）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自馬禮遜牧師來華宣教，華人教會已有超過兩百年的歷史。今日華人教會的神學樣貌受到許多影響，包括過去兩百年來華的宣教士及歷史的變遷動盪。今天我們邀請長期研究華人教會歷史的學者梁家麟博士，分享影響今日華人教會重要的屬靈傳統。梁博士過去身為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現任義大利華人神學院院長。我們一起討論華人神學教育的前景、面對的瓶頸和建議。
香港基層傳統華人信主最大挑戰
董：請院長可以簡單自我介紹，讓我們了解院長過去跟現在所做的事奉。
梁：父母在抗戰時期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在香港認識、結婚且組織家庭，我的出生及成長都在香港。成長在非常基層且貧苦的家庭環境裡，特別提這點是要說明，我們的家庭環境非常傳統的，我的父母西化程度不多，所以生活習俗、家庭結構和家人關係是很傳統的一套。香港有一半的學校是教會辦的，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我在天主教學校讀書，所以從小就接觸基督教。18歲進大學前，在葛培理的佈道會信耶穌，是家裡第一代的信徒，母親在我信主之後也信耶穌。信耶穌的阻力不在於它是洋教，因為我們對西洋的事物沒有多大的抗拒。對基層的傳統華人來講，最大的挑戰是自力跟他力的問題。當時沒有讀過尼采，但仍覺得信洋教是那些很倒楣、沒辦法照顧自己的人。傳統華人瞧不起撿便宜、靠別人的人，廣東話說：「信耶穌，打救你。」是說你不用負責，讓耶穌來救你。所以信基督教最大的挑戰是，我不是一個弱者，只有弱者才會信這個講恩典、撿便宜的基督教。
大學我是念歷史系，當時的學運是非常轟轟烈烈，基督徒雖然不是多數，但也蠻積極回應時代的挑戰。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及專上學生福音團契（ICCF）都是當時活躍的團體。在大學裡這個時期，信仰最大的一個考量就是護教，因為當時的社會氣氛，很多人對基督教提出很多挑戰跟批判，例如：教我哲學課的老師經常嘲諷和批評基督徒。專上學生福音團契很強調信仰跟學科的整合，所以在大一、大二開始思考念歷史跟信仰有什麼關係。於是，我把目光轉向中國基督教史及基督教如何傳入中國。在大學時，遇到從台灣移居香港的王爾敏教授，他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我成為他在香港的第一個弟子，做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一直到博士。1985年，加入香港建道神學院，當時還沒有念神學就在神學院裡面當儲備老師，一面讀書一面教書。1987年到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唸書，之後再回香港建道神學院，完成三十七年的神學教育，直到退休。
在真實的歷史裡，才能有效的反省
董：老師的歷程跟一般人相反，先讀歷史再讀神學、研究神學教育。因為通常是先讀神學再讀教會歷史。對華人教會而言，為什麼了解教會歷史很重要？重要性在什麼地方？
梁：先不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如何借鑒過去經驗，形塑我們的身分，幫助我們擬定使命。這些是老生常談，是我們都知道的歷史功用。對我而言讀歷史很關鍵的作用是：幫助我們釐清真相。我們不是沒有過去，再保守、再否定歷史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歷史，關鍵是這套歷史是真的還是神話。今天好多的想法跟做法，可能是建造在我們對過去所塑造的神話裡，不論是否有自我察覺。我不單是歷史研究者也是基督徒，所以最根本的信念是：真實與有效的反省，必需奠定在真實的基礎之上，我們不可能用神話來做歷史回顧、反省和整理。我們無法在錯誤中求真實，所以必須知道對過去的理解，是神話還是真實的故事。最關鍵的問題是：我所講的是真的嗎？他們所講的是真的嗎？
董：那請問院長華人教會常有的歷史迷思是什麼？
梁：每個教會或機構都會寫自己的過去跟簡史，寫的時候免不了隱惡揚善。教會或機構的紀念刊，不可能寫過去的醜聞或人事衝突。假如負面的歷史已經不是今天主要的問題，忽略這部分並沒有問題，把過去一切總結是上帝的恩典就足夠。但假如過去的事依然影響到今天，忽視過去真實的情況就是很大的誤區。
我如何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身為基督徒參加過很多宣教聚會，在1976-77年大學一、二年級時，我明顯地看見一個張力，例如：當時台灣宇宙光介紹關於義和團事件的歷史，他們的主軸是傳教士來中國傳福音、做盡一切的好事，中國人卻反過來迫害傳教士，這是教會裡聽的故事版本，但大學教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敘事角度。中國大陸受到唯物史觀影響，對宗教有偏見。1981年念研究院時，我的老師王爾敏教授差我去台灣中研院近史所跟他的同僚李思強、李恩賢接觸。其中拜訪了王樹槐教授，那時他已六十多歲，他知道我是王教授的學生，就很熱情地接待我跟我聊了三個小時。臨走前，他抓住我的手、很緊張地說：「家麟你要記住！基督教是侵略中國的。」這段話我一生都忘不掉，一個沒有政治企圖、沒有政治動機的長輩，把他心中最迫切的話告訴我。
我活在兩個世界，兩個對過去歷史有著完全不同解釋的世界。基督徒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只講自己的東西而不理會別人怎麼講，需要正視世界的真相。對我而言求真是重要的，今天流行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就是沒有真相，一切都是詮釋而已，活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
董：我很有感觸，我讀到西方漢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寫的《改變中國》，裡面提到好幾位宣教士或者有宣教士心志的人，對華夏文明帶來的改變。作者筆下的描述跟教會裡聽到的視角，雖然不是完全相反，但也看到宣教前輩們不同的面向。也就能理解部分學者認為，基督教的傳教工作是在侵蝕或耗損華人的文化。在張力中，如何避免相對主義各說各話，同時又誠實面對完全矛盾的歷史史實？
梁：年輕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時，不只一次因讀到某段故事，就大喊一聲跑到宿舍外的草地，一面大喊、一面跟上帝挑戰。我的室友念的是電子工程，完全不懂我的東西，但他會跟在後面安慰我。的確，有很多東西會牽動你的感情，不過感謝主，我還是相信有第三條路可走。在極端否定與極端肯定間，應該有迴旋的餘地。這些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需要把所有事實都推翻，但也不以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來看事情，不用觀點來否定事實，希望擺脫教會的宗教宣傳，也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批判。
華人教會傳統與屬靈傳統的由來及影響
董：了解過去真相很重要。若是過去所犯的錯現在沒再犯，不去了解過去可能影響不大，但如果不正視過去所犯的錯、真正發生的事，即便當下正重複以前的錯，我們卻不自知也缺少反省的空間。所以研究歷史、了解過去的真相，對我們當下往前走是非常重要。
院長早期寫了很多書，在梳理華人教會受到哪些神學傳統、屬靈傳統的影響。從過去三十幾年的學術研究中，請院長先簡單的介紹，今天華人教會受到哪些屬靈傳統的影響？或者談一談各地教會的異同？
梁：華人教會，一方面間接受西方宣教士帶來的教會傳統影響，華人教會是18世紀海外宣教運動的產物，而海外宣教運動是奮興運動的產物。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接受西方的整套基督教，而是接觸西方宣教運動，由奮興運動過濾和形塑的基督教的影響。第二個根源是華人教會在過去一、兩百年的經歷，無論是傳教士在中國的經歷或華人領袖的經歷，這些經歷也都塑造華人教會的傳統。
我用三個架構來描述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第一是德國敬虔主義，影響關閉弟兄會和中國的生命派，其中生命派以倪柝聲為代表，提出人人皆祭司的概念。另外就是屬靈屬世二分的世界觀，並且用生命的話語來替代倫理行為。第二個是改革宗清教徒主義，雖然華人比較少說，要建構基督教的政治、文化、社會，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抱負，但這傳統比較注重清晰的觀念。這個傳統對華人教會比較重大的影響是：很注重倫理行為，在華人教會的代表人物是：賈玉銘和王明道。改革宗的思想在中國很容易落入教條主義，這也是基要主義所繼承的傳統。第三個傳統是約翰衛斯理的奮興主義，華人教會有很多的奮興家，以宋尚節代表。注重第一手的感情和信仰的經驗，並強調去罪成聖。去罪成聖的思想是約翰衛斯理的版本，而不是道德方面。就是經歷方面的去罪成聖的經驗，所以聖潔運動一直影響今天泛靈恩運動。這三個傳統雖然在現代有不同的面貌，但仍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華人教會。
董：德國敬虔主義傳統，在華人的代表是倪柝聲弟兄，是一種比較屬靈化的解釋及屬靈屬世的二分的世界觀，對於知識的探究也比較保留。第二個是改革宗清教徒的傳統，強調知識及建構整全的基督徒世界觀，看重倫理道德，但會不小心會落入教條主義，華人的代表是賈玉銘牧師跟王明道牧師。第三個是約翰衛斯理循道會所帶來的奮興傳統，強調聖靈的經歷且在當中經歷重生、成聖的過程，華人教會中以宋尚節博士為代表。整體來講，華人教會似乎都可以追溯到這三層的影響。
梁：以華福為例，王永信牧師受宋尚節的影響很大，你看他的講道風格。騰近輝牧師是非常改革宗的，你從來不會看見騰牧師蹦蹦跳，講話是一板一眼，也不會激動。他們都是我們最專精的領袖，但屬於不同的傳統。
董：院長這一比喻，讓我看到這些傳統的對我們的影響很深，也離我們很近。講到倪柝聲讓我感觸很深，我在台灣石牌信友堂長大，而信友堂的宗派傳統是長老會，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從小到大接觸的神學是改革宗神學，直到去美國讀富勒神學時，在指導教授也是系統神學教授Veli-Matti Karkkainen的課堂上，鼓勵研究我們自己文化裡的神學家。我選擇倪柝聲研究他的神學，突然發現這是從小在教會聽到大的神學。之後找到當時培養我的主任牧師，才知道原來他非常愛看倪柝聲全集，甚至跟我說有空要多讀。我才了解，在華人教會當中，教會的招牌、名稱寫我們是某個傳統，但實際上我們受到的影響不只是教會的名稱，還受到牧者背後的屬靈傳承跟他屬靈養分來源的影響。所以在我早期的服事經驗中，倪柝聲強調生命的傳統也占了一席之地。
梁：生命派的影響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是非常壓倒性，除了倪柝聲的魅力和影響力外，華人教會過去經歷了這麼多的苦難，例如：基督徒在中國大陸有一大段受苦的歷史，唯有生命派的傳統能幫助基督徒撐過如此困難環境。改革宗在台灣、香港曾經有段時間，也許有一點點的空間，但改革宗在中國大陸很不容易，基督徒面對信仰要付非常沉重的社會代價，就是被邊緣化。因此基督徒產生的防護機制就是自我邊緣化，在被邊緣化之前先自我邊緣化。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不嚴格的區分屬靈和屬世，不把上帝跟世界、上帝跟自我做對立，怎麼能活下去？這個傳統在困難的日子，最能幫助華人教會渡過危機，所以上一輩很自然地都受這個傳統影響。
董：我們常以抽離處境的角度來看屬靈傳統，評估每個傳統的優劣，但這些傳統都是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發生，我們需要回到當時的脈絡才能理解，為什麼這傳統會成為那一代人主要的信仰典範。院長剛講完後，我發現在苦難的那一代，生命派真能撐住他們面對苦難；而在相對太平時期，人們接受比較多教育時，改革宗清教徒的傳統又會浮上台；在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講到：「約翰衛斯理的奮興傳統，讓我們重新跟超越界產生連結，回應過度扁平化、把超越界抽離的純物質的世界，成為給我們精神養分。」不同的傳統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帶給我們不一樣的養分也塑造一代人的信仰。
面對屬靈傳統的失效，該如何成全新的故事
董：院長過去在香港，以香港的地理位置跟東南亞的接觸也不少，而後跟北美和台灣的接觸也非常多，近年也在歐洲神學教育服事，想請問今天華人教會的瓶頸和需要更新的方法是什麼？
梁：我研究的是教會屬靈傳統，當教會面對外來挑戰和世界需要時，必須面對自己的延續跟斷裂（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的位置。很多時候教會面對的危機之一是：屬靈傳統的失效，比如：香港教會在50到70年代，一直受難民的神學、難民的心態和難民的教會所影響。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當時從大陸來香港的人一聽就哭，不需要解釋、不需要證據，這是有效的。但如果對我說這套觀念，我會問：你在講什麼？今天很多時候我們所傳遞的信仰，對信仰的解釋和取向，是跟現實生活脫節，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首先影響就是我們怎麼面對年輕一代，因為年輕一代就是經歷文化斷層的時候，他們覺得台上講的跟他們對不上、不接他們的地氣，覺得這個信仰對他們顯得多餘。這是個很關鍵的課題，如何立足在我們的土地上，給這世代的人傳講恰當的信息，如何讓信仰變成此時此刻的信仰。從「what it meant」變成 「what it means」，能讓這一代哭、這一代笑、這一代扎心、這一代流淚，這是教會永遠最迫切最關鍵的課題。
董：我想起剛到北美讀神學時發現，當講員講到移民的心酸，70至80年代那批移民，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相對於2010年之後的移民，同樣信息引起共鳴的程度就大幅地減弱。這大概就是院長講的：過去一代人的屬靈傳統跟信仰經歷，是那時代中特有的共鳴。是否與今天這代的生活經驗脫節？我們是否還抓著過去的框架來做這代的工作？
梁：話語是一樣的，今天我們不會另外創造完全新的話語，關鍵是為它注入新的意義（revitalization）。對今天北美的基督徒怎麼跟他們講釘十字架？講受苦？走窄路是什麼意思？我絕對認定信仰永遠有效，這些話語不會失效，但每個時代都要為它注入新的動力、說新的故事，不能總是孔融讓梨來說明謙讓，有沒有現代版本的謙讓？今天基督徒努力活出信仰，並且成全新的故事，有新的legend才有legacy。
董：基督信仰對每一代的文化、處境都有挑戰。把信仰變成適應時代的精神跟潮流，可能會覺得這是一種妥協。然而，不是不在乎信仰對時代的挑戰，而是先找到與這世代有共鳴的切入點。如果信仰要對我們的時代、生活經驗有所挑戰，需要先有共鳴，進而帶出信仰顛覆性的一面，不是一味的強調我們的信仰跟這世界不一樣，以至於雖然抓住信仰的獨特性，卻缺少跟這個時代的接觸點。
梁：你說得非常對！基督教對這世界的兩難就在此，一方面要走窄路跟這世界有區別，但不能讓我們成為一個宗教聚居區（ghetto），因為這關鍵是有福音的使命在其中。批評者認為妥協是賣基督教，但我認為不妥協才是賣基督教。因為基督教不只是讓小群的基督徒存在，教會同時也是為使命而存在，沒有福音使命教會就沒了。什麼是福音使命？我這一生的座右銘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提到的：「總要救些人。」對我來講福音使命的關鍵就在這五個字裡。福音使命是絕對不能妥協，其他地方我就盡量妥協。保羅在同一章節也提到：「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我不會堅持自己過去的做法，能妥協就妥協，因為傳福音本來就很難，不要再增加文化上的難處。那些批評妥協的人，我懷疑他們是否有傳福音？傳福音怎麼可能不妥協?
神學教育的挑戰與出路
董：這個話題實在精彩，但接下來我們來談談神學教育。神學教育應該是要來回應時代，可惜今天很多人覺得神學教育跟真實世界脫鉤。但其實不該如此，新約書信或初代教父們的寫作，從奧古斯丁、加爾文到馬丁路德，他們的神學都是在回應當時的處境。請問院長：在今天的神學教育當中，對於教會的更新、福音的使命該有怎麼樣的貢獻，或談一談現在的瓶頸是什麼及往前走的建議。
梁：現在的瓶頸就是在重複西方過去所走過的道路，而神學教育面對的第一挑戰就是，很容易跟教會脫節。這是很關鍵的課題，但神學院跟教會是不可分割的，教會不發展、不復興，神學院不可能獨自興旺。我的母校多年前大幅刪減三分之一的預算且裁員，就因為沒有學生，沒有學生神學院就沒得發展。所以最關鍵的課題是它能否幫助更新教會、復興教會，這是神學教育的第一意義。假如能，神學院跟社會、教會就沒有脫節假；假如不能，我看不出神學教育有什麼未來。神學院應該更多地去思考，我們的信仰如何在今天還繼續有效？在過去多年我一直強調：神學教育不能跟教會脫節，即使是教希臘文、希伯來文，也要思考這三個面向：Ecclesiastical、Pastoral、Practical。我教的這些東西，對教會有什麼關係？對牧養有什麼關係？對具體生活應用有什麼關係？神學思考、神學反省都可以因為學術是沒有邊界，但神學院需要回應教會該如何發展。教育如果常常是看成對未來的解答，那就要思考我們的學習對教會的復興有怎樣的關係。
神學院在過去幾十年走了岔路，就是太注重學位和學術形象，博士是基本的要求，碩士是不足的。我們有輕視實踐的傾向，造成現在很多神學院沒辦法做這樣的更新，所以真的需要跟教會有更好的配搭，讓更多在前線的牧者，幫助神學院去思考其未來的道路。
多年前曾寫過篇文章招到很多批評，文章提到神學院比任何學校更注重博士學位。例如，我兒子念法律、女兒念建築，兩人都在香港大學讀書，香港大學算是比較好的學府，建築系五十幾位教授，只有三位有博士學位，特聘教授（Chair Professor）跟系主任都沒有博士學位。法律系有博士學位的不到三分之一，因為他們都是在業界有名的律師，學校請他們來大學教書。工程師訓練工程師、律師訓練律師、醫生訓練醫生，不是說不注重病理學研究，但病理學的教授總不會是醫學院的主導教授，主導教授總是在做手術，並且有一大群的學生圍著他，看著他怎麼做。神學院現在的情況很奇怪，有八年以上牧養經驗的老師非常少。對不起，我這麼直接可能有所冒犯，一部分神學院的老師雖然有牧會經驗，但都是不怎麼成功或是挫敗的經驗，之後再轉去做研究。這是非常不理想的，因為牧者訓練牧者的關鍵是不能替代。當然我們有理論科目及做整合的學科，但重點是怎麼去做牧養？這才是訓練下一代牧養的關鍵。正如沒有臨床經驗的醫生，怎麼訓練醫生呢？現在的處境我覺得是不容易，所以需要更多堂會的牧者有心神學教育，希望可以有新的領導組合、新的教學組合、新的突破。否則很難突破現在的困局。
董：那我想問一個問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華人教會很看重師徒制牧養，但會遇到師父要留一手，或徒弟要傳承師父所有經驗。過去幾十年，隨著大量的人到西方讀神學，帶來新的觀念、新的思維，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神學院要跳脫過去的師徒制，因為師父就是徒弟的天花板。可是走到另個極端是越來越看重學術、看重框架，反而離牧養越來越遠。這好像是個兩難？
梁：不應該只有這兩條路。我現在也不會鼓勵師徒制，因為現在變化太快、世界太多元，一家之言不可能有出路。或許我是個成功的牧者，但是二十年後我不一定還是成功的牧者，因為世界在變化。現在的廚師也要在學校裡進修，而不是只跟著一位大師傅學燒菜，就能成為大廚。問題是，廚藝學院也不可能由營養師教做菜，還是得由大廚教做菜，而且不只一個大廚教。
效法生命派受苦的心志
董：所以大廚需要保持開放學習的態度。其次，在訓練下一代時，也需要有國度心胸，要理解自己的限制，而別人也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學生也該接受來自不同的刺激（exposure）。這就是神學教育一個重新的想像，我們怎麼做神學教育？誰來教神學教育？以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師資團隊？
梁：是的，學校跟教會要更緊密地配搭，有共同的關懷或共同的挑戰。面對後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越來越被邊緣化。今天的基督徒幾乎都不得不走向生命派，因為我們的價值觀跟這世界不一樣，現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已不再是世界的主流價值，我們是落伍過時的，只能期待在基督徒的團體裡守住這傳統。你能改變美國、加拿大、歐洲、台灣嗎？他們已經立法保護他們的觀點。所以現在要做改革宗，就需要有從前生命派受苦的心志。王怡牧師是我的偶像，他堅持改革宗神學，但他並沒有在中國打造基督教的社會、基督教的文化、基督的政治。反而他宣告準備受苦，向世界宣告一個跟這世界格格不入的基督教理想。他是預備受苦的，他是受苦神學。
董：院長提到華人教會往前走的時候，其實我們過去傳統的活化非常重要，特別是苦難這一塊。我想到，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說：「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預先告訴你們，我們必受患難，以後果然應驗了，你們也知道。」在我們的信仰看到的不是得勝主義，基督徒也無法按自己的旨意來塑造這世界，而是要有因著與這世界有所不同，而付上代價的心志。
董：在結束之前，院長最後想要說什麼？
梁：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對未來總是不太悲觀。不論這世界或香港眼前有什麼挑戰，或是基督教漸漸變成少數派，但我認定福音有改變生命的能力，耶穌基督能夠，使得我們不會一直陷入絕望，陷入虛空主義的觀點。基督徒有時不要看太遠，應該說看最遠就看今天就算了。看最遠是要有永恆的目光、有末世的心態，之後就盯著今天我們能做什麼事情就夠了。不然有時候想未來幾年的東西，會越想越悲觀。最後，這幾年引導我的一個想法就是，對目前我做聖靈跟聖經，讓我知道什麼是對的事，但我不太思考對的後果，後果由上帝來負責吧，這樣就可以憑信心繼續走下去。
董：謝謝院長提醒我們回到神的話語跟聖靈的引導，問對的問題及問主什麼是對的事。至於那對的結果是在上帝的手中。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章開始也提到：「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非常能夠呼應院長最後講的這些話。
相關資源：
1.《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2.《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文字記錄：洪楷明弟兄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