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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行動主義的福音派:擁抱整全基督論

什麼是「福音派」?它的定義又是眾說紛紜,或甚至使用這個詞的人,也不太清楚。加上近年美國意識形態衝突,「福音派」似乎和政黨政治牽扯在一起,這個標籤在人心中的感受越來越複雜。這集我們邀請到在美國長大、過去曾在台灣教授系統神學,去年回到北美神學院任教的溫永勖老師,談談到底何為福音派神學?這個標籤到今天仍舊有意義嗎?以及福音派神學在面對未來發展時,有哪些可以更新的方向?
Published: 2025-05-08 | Updated: 2025-10-28 1 min read
EP205

EP205 加拿大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溫永勖老師:超越行動主義的福音派:擁抱整全基督論

嘉賓:溫永勖老師(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我從小在台灣的華人教會長大,聽到「福音派」這個詞並不陌生,而且在信仰傳統的認同上,我也一直以「福音派」來定位自己。然而,什麼是「福音派」?它的定義又是眾說紛紜,或甚至使用這個詞的人,也不太清楚。加上近年美國意識形態衝突,「福音派」似乎和政黨政治牽扯在一起,這個標籤在人心中的感受越來越複雜。

這集我們邀請到在美國長大、過去曾在台灣教授系統神學,去年回到北美神學院任教的溫永勖老師,談談到底何為福音派神學?這個標籤到今天仍舊有意義嗎?以及福音派神學在面對未來發展時,有哪些可以更新的方向?溫老師您好,可否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溫:我在美國馬里蘭州出生長大,在劉傳章牧師的馬里蘭聖經教會信主受洗。十二年級的時候,受青年牧師的榜樣激勵,我也想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主,感覺被主呼召做學生工作。大學畢業後有兩年時間,我到台灣的花蓮,在吳炳中醫師的志學福音中心做英文事工,傳福音給附近東華大學、花蓮師範學院(註:現已與國立東華大學合併)和慈濟大學的學生,也在那裡認識我的太太。結婚後我們轉往溫哥華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讀書,畢業後馬里蘭的母會請我回去擔任青年牧師,五年後又到英國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讀博士,然後來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華神)教系統神學,現在在加拿大的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任教。

董:是,我很好奇你在美國長大,雖然來台灣做大學生事工,但整個神學教育的背景,包括在維真讀碩士和愛丁堡讀的博士,都是在西方英美的世界,是什麼原因讓你選擇畢業後來到台灣的華神教書呢?

溫:這是滿有趣的故事,我的神學教育經驗不只在維真和愛丁堡,高中時接受上帝呼召後,先在美國戈登學院(Gordon College)接受兩年的訓練,進去後才發現他們青少年事工的系所,是全美第一名,我感覺這是上帝對我特別的帶領。在Gordon第二年時有一位新進老師Robert Whittet,他有二十年擔任青少年牧師的經驗,但他沒有選擇升做主任牧師,而是直接接任教授,這樣的經驗也給了我另外的啟發。之後的三年我待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直到畢業。

在愛丁堡時我以德國神學家潘恩柏格(Wolfhard Pannenberg)作為論文主題,第一年暑假恰巧在香港有一個教會論的學術會議,當時的指導老師Joshua Ralston鼓勵我投稿,所以我就藉學校的補助,趁著假期帶著家人去了香港,也轉往台灣度假。在台灣遇到了以前在維真的學長曾紹凱,他提到華神的一個師資培訓獎學金,我就申請,而華神也給我機會在讀完博士後去任教。

東西方神學院與教會文化的差異

董:那麼你覺得這五年在台灣的教學經驗,如何影響塑造現在的神學思考?因為我預設你在西方受神學教育,台灣的教學環境一定會帶來一些衝擊?

溫:其實追溯到2003年到2006年,我第一次在台灣花蓮和宜蘭參與英文事工,就可以感受出有蠻大的不同。當時我身為一個從美國來的ABC(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直接進入台灣的教會文化,主日只有中文崇拜、沒有英文堂聚會,平時我們就做英文會話班和查經班。在台灣的教會,女生可以講道、很多人講方言,以及很多靈恩恩賜事工的發展,這些都跟我在美國體驗到的華人教會非常不一樣。

當時我很掙扎,過去在Gordon和Wheaton受的是改革宗的神學教育,是比較不允許上述這些方式的,但當時我看到神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工,使我的世界被擴張。花蓮結束後到了維真,在那裡體驗到的也不是美國的福音派神學,而是加拿大版本的,和美國讀的學者不同、關注的重點也不同。而我又帶著這樣的訓練回到美國牧會,和美國當地福音派的氛圍也需要彼此協調。之後在英國的博士,又是比較接近加拿大的文化。

到了台灣的華神,那更是特別,一開始我完全不適應住校文化,學生要打菜、打掃還有很多的聚會,對我而言真的很不習慣。但現在回頭看,我開始覺得對比西方世界,華神的群體生活可能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價值,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比較親近,有更多機會可以牧養,老師也比較有機會從學生身上學到新的事物,對我而言都是境界的擴張。而現在回到加拿大,沒有了實習、聚會的責任,有比較多時間開始研究、寫作,這固然是西方文化的優點,但回想過去在華神的群體生活,確實也是很懷念的。

董:是,當我們只待在一個處境時,就像魚在水裡游,不會感覺到水是什麼樣的,可是換了一個水缸、一個生態,才會真的明白其中的差別。經你一提,我也蠻懷念十年前在美國牧會的日子,當時真的有很多時間閱讀、思考、寫作。但回到亞洲牧養和事奉,跟人的相處變多、群體生活變密集,個人思考的時間就相對減少了。似乎在不同的生命季節,上帝讓我們經歷不同的事,都是形塑我們的一個過程。

剛才你分享自己在偏改革宗神學的環境長大,來到台灣的頭幾年,不論是看到聖靈的恩賜、女性的事奉,都跟原來的世界不一樣而被擴展;後來在維真和愛丁堡的學習,又接觸到非美國的福音派神學;在台灣教書時看到群體的重要性;現在回到加拿大,有時間沉澱寫作。在每一個季節我都看到上帝很美的安排,好像當下覺得痛苦,可若拿掉了一些,又會覺得似乎少了什麼。

溫:沒錯,完全認同。剛才沒仔細說明,其實我在維真的系統裡學習前後長達七年,去之前就已經透過遠距教學開始讀,後來配合太太到Wheaton攻讀碩士,我也將論文帶到芝加哥去寫。就是在那一季裡,慢慢累積的神學概念和形塑的過程,對我後來回台灣教書,能夠真的投入在學術上有很大的影響。不然台灣的學術環境有很多聚會的文化,根本沒辦法很深入地、仔細地接觸許多神學細節,這也是東西方神學院的差別。

「福音派」與「福音派神學」的基本定義

董:剛才我們提到北美的教會,不斷出現和談到「福音派」和「福音派神學」,我想「福音派神學」可能在不同處境或不同年代,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現在在美國講「Evangelical」福音派,可能和我二十年前去讀書時不一樣,但我們好像都用這個術語「Evangelical Theology」(福音派神學)。從老師的角度來看,若今天有些人是從來沒聽過或從來沒想過,你會怎麼介紹「福音派神學」?

溫:需要先分別一下「福音派」和「福音派神學」,「福音派」是歷史上的一個運動和現象,當然每個階段會有一點不同,例如現在美國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已經被一些政治意識形態取代了。「福音派神學」通常會追溯到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這是從歷史神學的角度去描述的現象,以及「福音派神學」大概的樣貌。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大衛貝賓頓(David Bebbington)從歷史的角度去定義「福音派」或「福音派神學」,分成了四個成分:第一是以聖經為主的聖經直譯主義(Biblicism),非常看重聖經是上帝的話語;第二是強烈地專注於十字架的救恩;第三是改變宗教主義(Conversionism),範圍很廣,改變信仰和成聖都包含在內;第四是強調行動的行動主義(Activism),十八到十九世紀時,行動主義主要是傳福音,或做一些世界上的工作、帶領公益活動等,到了十九、二十世紀,社會運動和傳福音變成了兩個對立的派系,保守福音派比較看重傳福音。以上四點,通常被稱作大衛貝賓頓的四邊形(The Bebbington Quadrilateral),也是我通常定義福音派運動和神學的傾向。

董:所以這是從歷史神學的角度,回顧歷史脈絡的延續,似乎有這四個主軸—聖經為主、強調十字架、強調改變、強調行動。

溫:另外還有一些人有不一樣的定義,如約翰斯塔克豪斯(John G. Stackhouse Jr.)應該是按照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再加上了第五點:跨宗派主義(Trans-denominationl),意即在前面四點都同意的情況下,可以一起合作。

當今「福音派」一詞仍有意義?

董:所以其實我認為,包括二十世紀興起的洛桑福音運動(Lausanne Congress,ICOWE),以及因著洛桑而開始的華福運動,某程度從歷史的角度,都是受到這整個思潮的影響,包括剛才講的跨宗派的合作,基礎也是回到聖經和十字架、強調改變和行動。當然洛桑和華福運動的一開始,就是強調傳福音和社會關懷是不該偏廢的,但為什麼特別強調?如老師方才所說,可能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保守福音派偏向了一端,以至於單單強調傳福音的重要性,認為社會關懷是不務正業、不重要的事。而洛桑福音運動中特別是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論述,我覺得幫助了福音派神學重新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

那麼對今天華人教會或全球教會來說,就像老師所提,美國的「福音派」似乎和政治意識形態綁在一起,就我所知,在我以前讀書的富勒神學院裡,就有很大的關於「福音派」的辯論和討論。所以「福音派」這個名詞標籤還有意義、還需要使用它嗎?若是它仍有意義,原因何在?還是它已不再有意義,應該走入歷史,那麼還有沒有別的名詞替換?

溫:這對我來說比較難回答,因為我目前教授的職位是「The Howard and Shirley Bentall Chair in Evangelical Thought」,專門研究福音派神學的思想,所以若是「福音派」這個名稱需要換掉或改變的話,可能我的職位也需要改名了。

其實加拿大比起美國,是一個後基督教的國家,兩者之間是有差異的。我最近在看的書《Evangelicals:Who They Have Been, Are Now, And Could be》後半部都在談論川普和美國政治,也討論「福音派」是否還適用於描述傳統與否。很多歷史家認為「福音派」這詞在美國已經不能繼續使用,需要尋找另外的名稱代替,但也同意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此詞仍舊可用。就我來看,現實面而言,要改一個名稱是很難的,但若我們能用最好的方式來定義它,它仍是可用的。

董:是,從美國學者的角度,他們的確觀察在美國的語境中,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掛勾,在使用「福音派」名詞前需要多思考一下,但這其實是一個很美國的現象。若從全球來說,不論是加拿大、歐洲、亞洲或紐澳非洲,大家對「福音派」仍有一定的共識和意義。加上它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不太可能說改就改,這不是透過紙上作業、登記就可以完成的,比較像是一個歷史共識,既然經過時間才成形,也就需要時間才能改變。

溫:我們用「福音派」在談全球教會,是從英美的處境出來的,更早在德國引用「Evangelist 」代表的就是新教而已。

董:那麼從老師的角度,英美兩個處境對這個詞的使用差別又是什麼呢?

溫:「福音派」運動是英國人去美國發展的,應該可以說,英國和美國在後來發展福音派時有蠻親密的關係,但細節上還是有一些差異,可能今天訪談時間不夠說明。剛才說大衛貝賓頓的四個點是在講英國的福音派,我覺得他的觀點用在美國也是符合的,所以兩個國家之間的共通點大於差異處,只是味道有點不同。

董:是的,我自己有一個主觀的感受,洛桑運動一開始的兩個主要領袖約翰斯托得、葛理翰(Billy Graham),他們有很大可以合作的共識基礎,但他們其實是兩個很不同的人。

溫:沒錯,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福音派神學前行的方向

董:我們談了老師的服事經歷、談了台灣的教學經驗如何塑造你的神學思考,也簡單談了何謂福音派神學及其對今日教會的意義,但我想我們不只想談過去,甚至也不只評價現在,若這是一個有歷史的運動,那麼它有過去、有現在也有未來,老師可否分享你在現在任教的神學院的就職演說中,提到關於福音派神學前行的一些方向?

溫:你的描述蠻正確,這議題我個人已經想了很久,第一次分享類似的想法是在台灣神學院(以下簡稱台神),受林鴻信老師和梁越美老師邀請,以我個人的故事來鼓勵台神的學生。他們特別想問我對神學有什麼負擔?當時我就開始回想以前做過的研究,碩士時研究七世紀拜占庭的教父—宣信者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把他和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放在救恩論的對話中。更早些我的老師是Stanley Grenz和Robert Webber,他們想在福音派的世界中解釋後現代世界,受到的攻擊很多,可是現在不一樣了,過去他們想要說的東西,現在再看已經變得很普通,這就是神學的一些進步。到後來也讀潘恩柏格的教會論,這些過去的研究讓我思考,如何在福音派中做一些批判和建設性的工作。大衛貝賓頓從歷史的角度把福音派分成四個成分,約翰斯塔克豪斯又加了第五點跨宗派的部分,那我可否把這些當作出發點,重新思想福音派該往什麼方向去。

當年在台神分享時,覺得舊的重點需要被取代,後來我的想法也有進化,就我現在來看,不覺得需要被取代,只是以前的重點似乎不完整,需要保持,也需要進一步往新的方向把它更完整地表達出來。大衛貝賓頓講的是歷史現象,當我把他的東西作為出發點,對他也有點不公平,因為我想做的是神學,神學只是描述,神學是想要說:我們應該怎樣做。既然大衛貝賓頓邀請了我們神學家去想:應該這樣下去嗎?那我就是按照他的邀請,將五個成分進化、進步一下。

整全基督論一:「檢索」與「關聯」並重地關注聖經

溫:第一,我們還是需要關注聖經,但需要往比較完整的方法論走。當然不會說聖經不是上帝的話,也不會說聖經不是最終的文獻和源頭,可是我們可能需要更了解基督教傳統和教會歷史中,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幫助神學發展,去建構不同情況下的神學概念和思考。在比較完整的方法論下,不會只說,因為聖經這樣說,所以就如此相信。

其實現在在神學界,有兩個字很重要,一個是「檢索」(retrieval),另一個是「關聯」(correlation)。「檢索」包括了聖經跟傳統,但也需要把檢索出的概念連接到當代情況或自己的生命中。我認為「檢索」和「關聯」兩部分都很重要,然而現在很多的辯論是看重「關聯」,認為把聖經跟當代世界連結起來是主要任務,根本不用「檢索」,因此兩者之間造成很大的對立性。我認為這是完全錯的,我們優先是需要「檢索」,沒有「檢索」就沒有東西可以「關聯」啊!

董:就是先回到過去尋找資源,不論是聖經的詮釋,還是教會歷史中對聖經詮釋的一些寶貴資源,需要先掌握、累積和了解。

溫:當然有時候,神學疑問是從關聯的一些興趣開始的,即便如此也需要做檢索,才能知道如何回答,所以對立是毫無意思的。優先來說,「檢索」是最主要,需要「關聯」時就做關聯,這樣會比專注聖經主義作為唯一方法論更廣、更完整,特別是當代有那麼多複雜的挑戰和疑問,我們確實需要傳統。

舉例來說,很多人喜歡談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英文我們說「We need to think with and after Bonhoeffer.」意思就是,跟著潘霍華一起思考,也要把他的想法再進一步。面對當今的挑戰和情況,我們要跟著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跟著加爾文(Jean Calvin)、跟著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一起思考,需要這些教會傳統的資源,然後進一步往前走。

整全基督論二:從「專注十架」轉往「專注基督」

溫:第二,在專注、看重十字架當中,我感覺我們的信仰被縮小了,救恩只是罪被原諒嗎?很多福音的解釋,只有十字架就夠了,道成肉身也是為了十字架而已。如果亞當夏娃沒有墮落的話,根本不用道成肉身這一步,可能根本不會認識三一神的第二位。可是道成肉身只是為了十字架?十字架變成唯一的需要,讓我們的罪被原諒;而復活好像只是證明十字架的有效;基督回天也幾乎不太會講,除非談到末世,耶穌再來的部分也很少提及;而且我們很害怕末世,不希望末世發生,因此耶穌再來變成一件可怕的事,而不是最榮耀的。

這完全顛倒了,十字架的內容當然有其重要性和意義,可是道成肉身也有它的重要性和意義,復活也有、回天也有、耶穌現在在上帝的右邊也有、耶穌有一天會回來也有,這所有的東西都是在祂道成肉身的生命中發生的事。是因為這位耶穌,有祂才有十字架、有祂才有復活、有祂才有回天、有祂才有在父神的右邊。是耶穌有一天會回來,那道成肉身發生的時候,三位一體的第二位也有自己的重要性跟意義。可是我們那麼專注在十字架,基督論的另外很多東西都失去掉了,這也會影響我們如何去想救恩論的層面。救恩論比罪被原諒更為豐富,有很多不同的層面,如果沒有真正看重基督全部的生活和生涯的話,很多信仰的層面就會失去。所以我認為,要從專注十字架,往一個專注基督的方向前進,需要恢復更全備、整全的基督論。

董:我很快先重複一下老師提的兩點,第一是,對聖經的關注仍然是重要的,但我們不單單只是回顧、檢索、尋找資源,很多時候是對當下的關注,讓我們思考到底要找什麼樣的資源,但不能因對當下的關注,而忽略了過去的價值。所以老師強調,不是要放棄過去那種檢索式對聖經的強調,而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需要去正視上帝把我們安置的時代。更進一步來說,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祂在過去說話、行動,在今天祂仍舊行動,而我們如何在過去上帝話語和行動的基礎上,回應今日上帝的行動。

第二,福音派神學過去很強調十字架,特別是罪得赦免,好像所有神學,包括基督生平事件,都是圍繞著十字架來詮釋,以及這對今日基督徒的意義為何。但老師提到,其實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祂在世界上的生活、祂的死、祂的復活、以及祂今天現在在父上帝的右邊、將來還要降臨,這每一個基督事件,都應該對今天的我們是有關聯、有意義的。至於這意義是什麼?好像很少討論,都只聚焦在十字架,這不是不好,我們的確要討論十字架,保羅也說他只傳十字架,但我想保羅的意思應該不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這件事是一切的重點,而是整個基督事件對今天的基督徒仍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似乎是老師認為福音派神學往前行的時候,可以更多探討與發揮的。

整全基督論三:以「生命參與」取代止於信仰的改變

溫:絕對是,未來我會發表一本書,更深入在每個篇章裡談基督論的細節,我們確實需要恢復對基督教更深入的理解。而第三點改變主義(Conversionism),從歷史的角度通常我們專注的是人接觸到基督或基督教而產生信仰的改變,較少關注的是成聖,但其實這在大衛貝賓頓的定義裡,改變信仰和成聖兩個意思都有。我們之所以比較專注於信仰的改變,也是因為源自聖經所說,十字架讓我們的罪得以被赦免,這都跟前面兩點有連續性。信仰的改變意即使人信主,也會帶出後面的行動主義(Activism),特別是傳福音的行動。可是我就是覺得,若是把改變主義的重點只放在「改變信仰」的現象上,那麼更深刻、該去重新抓住的意思就被漏掉了。

為什麼我們要改變?是因為改變,才能真的參與基督,在主裡面透過聖靈,讓主帶我們到父神的面前,換言之,三一神的模式才是比較主要的重點。其實我比較看重的是「參與」,而不是改變信仰主義,「參與」有比較多的空間,包含了我們所有生命中的不同的呈現。所以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是比較重要的目標和議題,以三一神的模式(trinitarian pattern)實踐在我們生活和人生所有的細節中。

整全基督論四:重視「呼召」的行動主義

溫:第四是行動主義(Activism),這個詞一直給我很大的壓力,好像沒有行動就是錯的。很多基督徒的呼召不是直接去行動,是安靜下來禱告、讀書、了解東西、做不一樣的貢獻,而比較不是這種行動的樣式。所以行動主義對我來說,容易以一種不健康的重點當作它的定義,若沒有在「行動」,就是一個壞的基督徒,那如果沒有辦法行動呢?可能是從出生起就因為身體因素沒有能力、臥病在床,或是你的恩賜、財務、才能,不符合我們所想像的「行動」的樣子,就代表他是一個不好的基督徒嗎?另外,在當代對行動主義這一詞也隱含了一種意識形態在其中,因此我認為若把重點放在「行動」,是不太健康的。

因此,應該把重點放在「呼召」(calling)或「祈求」(invocation)上,當然這有很多不同的層面,例如:教會當作群體,整體而言有一個非常豐盛的呼召,但身為個人基督徒,我們作為基督的身體,也沒有辦法把所有教會的呼召呈現出來。問題就是,在福音派中有一個壞習慣,當一個人覺得他有什麼恩賜、或能力、或負擔、可以傳福音當宣教士、能講道禱告、或能做一些社會上的工作時,就會覺得其他人都要跟我一樣,我是怎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能力、負擔和興趣,大家都要跟我一樣,我認為這就是不尊重呼召。所以行動主義常常把重點擺錯,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呼召」,讓教會發展呼召,也讓個人能夠找到他獨特的呼召可以表現出來。

董:所以第三點改變主義是強調改變,不單指信仰也是生命的改變,或許用今天的話說,過去強調把福音傳給人,可是基督徒似乎不太需要再改變了,但其實改變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包括羅馬書十二章二節說:「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或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牧師所說,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對自己傳福音。老師提到一個終極的目的,改變不只是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參與在三一上帝的生命中。

這也連接到第四點的行動主義,福音派過去強調行動,加上今天對「Activism」一詞會與進步主義(Progessivisim)、某些意識形態和議題連在一起,可是或許焦點不是人的行動,乃是上帝的呼召。人的回應有主動也有消極,甚至有時不是大家做同一件事,而是在群體的呼召中,每個人找到上帝對個人的呼召和自己的位置。我覺得這兩點其實蠻接近的,都是把焦點從個人,轉移到上帝身上;把關注從別人的改變,轉移到我也需要心意更新的變化。

溫:對的,好像我們有一個壞習慣,沒有屬靈恩賜、不會講方言、對宣教沒興趣等等,就是不好的基督徒。我個人被呼召做一位神學老師,我也聽過有人說系統神學最重要、聖經神學不重要等等的觀點,這是很荒謬的,我們應該要非常樂意地去慶祝基督的身體,教會裡有那麼多、那麼豐盛的不同的禮物和呼召,以至於可以去面對世界不同的需要。

董:所以合一的基礎並不是單一的事工或行動,而是上帝的工作和呼召,唯有這樣,合一才不會流於事工主義。

整全基督論五:有規範的基督教多元性

溫:沒錯,這完全是我們該努力的目標。最後第五點是跨宗派主義,在二十世紀就開始看重這樣的合一,特別是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或洛桑運動。到了二十一世紀,開始看重多元,所以有了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或全球基督教運動(Global Christianity),福音派裡也開始往全球福音派的運動前進。

所謂全球基督教運動就是被西方影響的基督教,而由耶魯大學學者Lamin Sanneh推動的世界基督教運動,則是追求一種沒有被西方世界影響的基督教表達方式。從1980年開始發展,有很多人響應。直到現在,其最大的缺點是,完全沒有界線,他們不想要也沒有辦法定義基督教的本質,因為如果要定義基督教是什麼,那一定代表是透過某一個文化去強調或定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在非常害怕的基礎上,世界基督教運動逐漸走向混亂,往宗教多元論的方向邁進,有的接受佛教和基督教並存的兩個信仰;有的非常看重解放;有的追求社會公義。因此我認為,世界基督教運動是沒有未來的,這一類的基督徒根本不算基督徒了,因為他們沒辦法注重最重要的事,相較之下,全球福音派運動(Global Evangelicalism)不害怕訂定規範。

因此關於第五點跨宗派主義,當然要保持並支持跨宗派的合作,可是同時也需要發展一種有規範的基督教多元論,如同全球福音派的教會的方向。我希望到2050年或2200年的時候,不需要再把「全球」這詞放在福音派的前面,因為現在我們說的福音派,通常是指西方文化的產物,所以仍要把「全球」放在前面作為形容詞。我的異象是盼望有一天,我們的神學理所當然的就是多元的,理所當然是一個全球的現象。

董:謝謝老師,其實若時間許可,還有很多想問的,包括今天全球宣教運動在強調的多中心運動(polycentric),就有亞洲的東南亞同工跟我分享,在他們那裡一直都是多中心的,為什麼西方在這時候才在強調多中心?是不是反映了在西方的思維中,一直以來都是西方中心,但東南亞可能歷經了不同的殖民勢力和本地的多元群體混居,造成即便是在同一個城市,都沒有一個單一的中心、文化和焦點。

這是一個好的發展,至少我們開始談論這件事了,這也或許反映出我們過去單一觀點的眼光。老師的提醒也很好,多元不代表沒有規範,這是剛才提到世界基督教運動的一個問題,為了表達寬容,拆掉了中間所有的牆,以至於最後你也不再是你、我也不是我了。而全球福音派運動會不會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看到多元中的合一、合一中的多元?

也非常期待溫老師的書早日寫好,到時候我想一定有很多出版社,包括台灣的校園書房,若是能把它也翻譯成中文,對今天的華文教會也會是很大的祝福,再次謝謝老師。

溫:謝謝董牧師。

相關資源:

《Evangelicals:Who They Have Been, Are Now, And Could be》,Mark A. Noll、David W. Bebbington、Geroge M. Marsden

文字記錄:孫寧姊妹

文字編輯:呂昀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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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使命門徒Podcast 加拿大 呼召 教會論 文化 溫永勖 神學思想 神學院 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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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華人宣教經歷|吳振忠、溫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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