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度觀與今日華人敎會

作者：張慕皚 (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

　　過去幾十年的華人敎會，有一個優美的傳統，可以成為今天國度觀念的眞理基礎和出發點，就是屬靈生命的培養和這生命所流露出來的聖潔生活。怎樣才算是一個屬靈人？如何追求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這是以往華人敎會所重視的。《利未記》十九章（加上《新約》有關敎會和社會的進一步啟示）給我們看見一個全面性屬靈觀的七個範圍：

對神的敬拜和靈修生活（十九3、5 — 8)
個人道德（十九11 — 14)
家庭道德（十九3、29)
敎會生活（《新約》）
社會道德（十九9、10、15 – 18)
國際道德（十九9、10、33)
生態和環境道德（十九19、20、23 – 25)

　　《利未記》的屬靈觀有以下幾黠是值得留意的：(1)《新約》中主耶穌和彼得的屬靈觀都以《利未記》十九章為依歸（太五48;彼前一15、16); (2)這種屬靈觀是實際和易行的，沒有西方和華人敎會歷史中我們見到的一些深奧玄妙和充滿過分濃厚神秘主義色彩的屬靈理論，任何初信的人也可以去實行的；(3)這種屬靈觀是全面性的，是一種愛的延伸，而且是長遠的延伸。

　　華人敎會過往的屬靈觀着重個人的修練（上面分析的第一和第二階層），這是上一代的傳道人如王明道先生和倪柝聲先生等的貢獻，使華人敎會在屬靈的深度上有了美好的基礎。今天的華人敎會可以開始在屬靈廣度（上面分析的三至七個層面）上追求，這有如建造一幢大廈，上一代為我們打好了地基，今天我們可以在這穩固的基礎上建造上蓋。社會福音的問題就在於嘗試由二樓建立上去，而忽略了地基和第一層樓，這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

　　近年來，年輕一代信徒對王明道先生和倪柝聲先生的屬靈觀過分抨擊，甚至要摒棄，這是可惜的事。華人敎會的屬靈觀和國度觀必須建立在上一代為我們打好的屬靈根基上。

華人敎會國度觀的實踐

　　今天的華人敎會，要貫徹國度的觀念，必須擴闊我們的人觀、救恩觀和敎會觀。

　　《聖經》中的人觀強調兩方面，一是人的個體性，另一是人的群體性。華人敎會過往強調個人道德，今天必須加上社會道德的研究及實行。

　　救恩觀方面，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天國的福音，「天國」和「神國」就是神的管冶。罪入了世界，叫人和萬物脫離了神的管治，而神的管治必須是世界性和宇宙性的，而這種神主權的管冶亦必須由個人開始。耶穌來是要帶來個人靈性上的更新和改變，而不是當時猶太人所期望的政冶和社會結構上的改變，這也就是主耶穌所謂「天國的奧秘」（參攷 George Eldon Ladd 的 Jesus and the Kingdom)。而一個人重生得救後，必須刻薏去追求和實行《利未記》十九章所提出的全面性屬靈生活，以致神的國度能夠不斷由個人向外發展，達致「神國降臨 —-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敎會觀方面，華人敎會過往着重「聚合的敎會」(church gathered)，以後應多着重「分散的敎會」(church scattered)的觀念，也就是信徒在社會中作光和鹽的基本責任。這全面性的敎會觀有以下幾黠值得留意：

國度觀念的失落和復興

　　國度的觀念在過去八十年中很少被保守信仰的人（包括基要派和福音派）所提及，講臺上更少宣講這方面的信息，這種國度意識和醒覺的欠缺，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保守派對社會福音的過分反應和恐懼。

　　社會福音盛行於一八九O年至一九四O年之間，這段時間由於西方社會急劇地由農村文化進入都市文化，敎會面對困難和複雜的社會問題，有心之士開始將敎會的實力放在社會的改革上。在理論基礎上，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的國度神學提供了適切的理論基礎，但根據近代學者如史密提(Timothy Smith)等的研究，社會福音運動的初期，其動力實來自十九世紀一連串的復興運動，而這些復興運動也是今天福音派運動的根源。

　　可惜社會福音運動漸漸失去個人福音的一面，本末倒置，以社會改革代替個人生命的改變，以至在神學界中，漸漸遭受自由神學派本身和新正統派的嚴厲抨擊，但社會福音並沒有因此而消聲匿迹，普世敎會合一運動中仍然有人在推動和實踐。這種社會福音嘗試透過政治活動（甚至支持恐怖主義和流血革命）和社會改革，建立人間的烏托邦。

　　二十世紀初，流行於一九00年至一九四O年之間的基要派運動，就是保守派對當時盛行的新神學派和社會福音的一種回應。由於基要派在敎會眞理上採取了一種分離主義，以致當時的主要神學院和宗派都落在新神學派的人手中，而且由於社會福音派着重社會改革，忽略傳福音，因此基要派把實力集中在傳福音上，對社會改革和文化的領導漸漸放棄責任；也由於當時的社會福音大事宣傳國度的觀念，基要派也就對國度的眞理有所避諱。

　　第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福音派運動，嘗試塡補上一代基要主義的不足，其中一個重黠就在於恢復《聖經》的國度觀，而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的《現代基要主義的不安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於一九四七年出版，帶來了近代福音派國度觀念的復興。葛培理更在他的佈道事工上響應了這種國度觀念，在《與神和好》一書中，葛氏說：「很多人會·批評那個所謂『社會福音』，但耶酥卻敎導我們要一手拿着重生，一手拿着一杯涼水，基督徒應比任何人更關懷社會問題和社會裏的不公義。歷代以來敎會在提高社會水平，比任何一個機構貢獻更大……基督徒應該站穩他在社會上的岡位，帶着道德勇氣，爲一切正確的、公義的、榮譽的事，挺身而出。」

　　可惜直至一九六六年的柏林福音會議，這種國度觀仍然未能在福音派中發芽生長，會議反映一種狹隘的救恩觀，對社會和文化的承擔沒有提示。到了一九七四年的洛桑會議，國度的觀念才在福音派中明顯地得到發揚光大，而在華人敎會中，國度觀念的醒覺，近年來也愈來愈顯著。

華人敎會國度觀的基礎

　　一個觀念能夠帶出一個有果效的屬靈運動，必須以一個穩固的眞理基礎為出發點，而這個眞理基礎不能與傳統的觀念相差太遠；如果與傳統的觀念脫節，或是格格不入，則推動必定不容易。

　　(1) 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必須有適切的配合。「洛桑」提出了「整全差傳事工」(Holistic Mission) 的看法，意思就是說，敎會的使命包括傅福音和社會關係，而以傳福音爲主；同時「洛桑」否定了「整全福音事工」(Holistic Evangelism)的觀念，這觀念是近年來福音派中一些學者如 Alfred Krass, Rene Padilla 和 Orlando Costas 等所提倡的。他們以爲傳福音和社會關懷是一個不能分割的事奉，意思就是說，傳福音是傳福音，但社會關懷也是傳福音，改革社會也是傳福音的一種形式，這就與近年來普世敎會合一運動中很多人的觀點很接近，因爲他們的口號就是：社會改革就是傳福音。

　　(2) 信徒的職業觀在實踐國度的觀念上極具策略性，因爲分散的敎會就是敎會把信徒們差派出去，在社會不同的階層和行業中去影響社會和領導文化。信徒的職業是敎會與社會的橋梁，也是敎會擴展國度的重要途徑。以往華人信徒把蒙召觀局限在牧會和作宣敎士的事奉上，但《聖經》的蒙召觀是全面性的，每個信徒的職業和事奉都應有神的呼召。今天需要把職業事奉化（西三22一25)，就如馬丁路德所說：「在我們的職業中事奉神。」更如加爾文所說：「用我們的職業去事奉神。」

　　(3) 敎會辦學也是國度擴展重要的一環，雖然不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容許敎會辦學，但有這種可能的地區，敎會應好好把握機會，否則，亦當多鼓勵信徒投身敎育界。歷代的宣敎事工，都注重敎育事工，透過辦學去影響文化和社會風氣。今天敎會需要迫切去做的，是幫助基督徒敎師把信仰應用在自己的學科上，使二者得到融匯貫通，以免信仰和敎學脫節。

　　(4) 敎會和機構相輔相承是今天華人敎會實行國度觀念重要的一環。首先我們必須說定，敎會是神建立國度的器皿，但神在今天的西方和華人敎會中興起了很多機構，成為敎會外展的膀臂。可惜今天華人敎會和機構之間的配搭未能盡善盡美，以致國度的擴展受到阻撓。例如機構中對擴展國度最有潛力之一的出版和傳播事工，往往得不到敎會全力的支持，以致發揮不到應有的作用。爲了今天的華人敎會得以更有效地擴展神的國度，機構和敎會應多作溝通，更多互相了解，使兩者之間有完美的配搭，神的國度得到迅速擴展。

結語

　　神國的擴展是神迫切的心願，因此主敎導我們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的華人敎會，除了要經常這樣禱告，更需要排除一切困難，努力實行天國的觀念：(1)敎會之間必須更多合作。(2)宗派之間必須廢除成見，互相接納，在事奉上多有合作性的事工和計劃。(3)敎會和機構必須通力合作。(4)積極推動差傳事工，使福音早日傳遍世界。(5)敎導正確的蒙召觀和實行《聖經》的職業觀。國度的事奉觀應包括全人、全家、全社會、全國和全世界。華人敎會有了屬靈的深度，更應在這時代追求屬靈的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