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13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黃寅軒博士：直面教會增長的泡沫：迎向新世代的英國華人教會
嘉賓：黃寅軒博士（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主持：董家驊牧師
學者之路：從無神論家庭到信仰研究
董：很高興這次能跟黃寅軒博士談談英國華人教會的狀況，但開始前，可以請你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過去讀書、研究，和這一路的旅程嗎？
黃：我在上海出生，家人和親戚都不是基督徒，我是在一個蠻典型的中國大陸無神論家庭長大。我二十歲時在荷蘭留學期間，透過海牙的學生團契認識主，後來也在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受洗。之後來到英國讀博士班，然後就一直留在這裡。現在我和太太、孩子在英國的牛津，都在牛津華人福音教會服事，我主要負責英語青少年的主日學，太太是教會的傳道。我目前在英國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做研究經理。
我的博士班讀的是宗教社會學和社會統計，所以在這邊作為研究經理，主要負責的也是與教會、信仰相關的實證研究，包括英國本地和全球範圍內，宏觀層面基督信仰的發展和變化。因為我是華人背景，華人教會一直是我特別關注的方向。從2020年開始，我有系統地研究英國的華人教會的信仰和狀況，也參與一個叫「火花」的聖經平台，目標是把最優質的聖經和神學資源，帶給全球的華人教會。
董：可不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英國聖經公會？因為一般講到聖經公會，想到就是出版聖經，可是你卻在當中做教會宗教信仰的研究，跟一般對聖經公會的想像不一樣。
黃：英國聖經公會是1804年成立的，所以剛過二百二十歲的生日。傳統上來說，聖經公會的確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職責：一是翻譯聖經，二是印刷和傳播聖經。我們之所以有研究部，是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個變遷非常快的社會中，無論在英國或全球，很多時候翻譯和印刷聖經，已經不再是教會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尤其在西方國家，我們有APP、網路版本的聖經。現在更大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去讀懂聖經？如何幫助教會、個人知道我們所讀到的聖經內容是可信的，且對我們的生命建造和信仰是有幫助的？在這背景下，我們有了新的異象，希望更好地幫助教會和會眾讀懂聖經。我們開始需要了解，每個人讀聖經時，核心的問題和需求在哪裡？教會具體現在遇到的處境和需求在哪裡？
董：所以過去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翻譯和印刷，但是隨著資訊取得越來越方便，你們發現，不只是要讓大家能夠取得聖經，也要幫助大家理解，因此需要對當代社會的變遷有研究，所以開始了這個研發發部門。
你自己本身的研究的歷程是什麼？你從一開始就是研究英國華人教會嗎？你的學術旅程是怎麼走到今天，並在做這件事情？
黃：其實2020年之前，我一直是在這邊大學的系統裡面做研究，雖然我的背景是宗教社會學，但其實博士班畢業後，開始做博士後研究，我都從來沒有涉及華人教會，更沒想過要離開學術象牙塔這個體系。轉變的契機是新冠疫情時，我正好開始在曼徹斯特大學工作，那時因為大家都居家辦公比較清閒，我的職業病發作，就用一些時間訪談英國的華人牧者，想了解疫情期間他們怎麼維繫教會、如何牧養群體。我很快發現，其實從二戰之後，1951年第一家英國的華人教會成立以來，這七十年沒有任何對華人教會的系統性研究；這引起我的關切，原來我們對自己的歷史和處境，其實知之甚少。這項研究後來非常出乎意料被很多英國媒體報導，像BBC、衛報，之後有法國、北美、亞洲，甚至耶路撒冷郵報都進行過報導。對我個人的轉變就是，我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研究員，變成一天要接好幾個採訪。這系列報導後來也被英國聖經公會注意到，我們聯絡後發現雙方有共同異象，就是想系統性地研究華人教會現在的變化和未來的挑戰。從2021年起又有一個新的現象發生——大批的香港人移民（BNO移民）到英國——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因此在這個時間點大大提升。
有一個花絮是，為了這個項目我拒絕了曼徹斯特大學提供的一份待遇不錯的終身教職，當時不少同行都認為我做錯選擇了，因為很多博士生最終的夢想就是得到這樣一份教職。所以我這個選擇，其實相當程度上是一種職業自殺，但對我來說，一個基督徒學者最大的願望，無非就是透過我們的研究，祝福到我們所研究的群體——而這個在大學體系裡，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寫的論文，大多數是寫給同行看，而且文獻如果發表在期刊上，要閱讀的話有一個付費的機制，外面的人不付錢 ，例如五十英鎊或一百英鎊，你是沒辦法讀到這些研究。所以對我來說，理想的研究狀態就是能真正服務教會、回應教會需求。在聖經公會我們做這些研究，叫Research Informed Ministry（以研究為基礎的事工），就是以研究為導向的事工，希望我們能用嚴謹的研究，更深入理解我們服事的對象。我們能不能說好他們的故事，會決定我們是否能很好地來服事他們。
董：我聽了很感動，覺得也可以套在不同的行業。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聊到——作為一個牧者，我們的講道，到底是為著眼前的這群人，還是為著心中想像的「假想觀眾」？比如其他的牧者，他會怎麼看我這篇講道？或神學院老師，會怎麼評價我的講道？好像一不小心會只在乎同儕，或者是有話語權的人的評價，卻忽略了眼前我們在服事的這群人。所以在學習講道的過程中，這也是一個持續的掙扎，我如何能明白這些同儕回饋的價值，但同時知道：我講道不是講給這些假想的觀眾聽，而是眼前的這一個人。我就想到你作為一個學者其實也類似，雖然同行的評論可以幫助我們做得更好，可是研究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要得到他們的認可，而是為了能夠服事上帝放在我們身旁的人。
剛剛我們提到說，其實你是因為一個意外的興趣開始這個研究，然後意外地被大家關注。在談到你的研究之前，其實我很好奇，為什麼這些媒體會那麼關注英國華人教會歷史的研究？
黃：首先我想澄清，它不是一個純粹歷史的研究，它更多是一種實證研究，讓我們能透過，比如問卷去收集資料、訪談牧者，開一些研究討論會，來了解我們當下所面臨的處境、我們與歷史相比的變化，以及對於未來的一些展望。這些媒體的關注點，往往在一些和我們所知的內容不一樣的地方，一些新的東西，比如BNO移民本身在政治和社會現象方面，當時就是有很多的關注。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這個研究所透露出的「不同資訊」。西方世界對於基督教的敘述，核心詞大多是「基督教在衰落中」，它失去了吸引力、人數，更失去了對社會的影響；但它在華人的故事當中不是這樣，比如我們發現教會往往是作為這些移民登陸英國的第一站，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所謂神學意義上的教會，不只是宣教或牧養的地方，它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那些新移民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找那些和他們有相似經歷的人。教會也是唯一一個你可以得到免費幫助，你想什麼時候離開就離開，不需要有任何的擔憂，就能得到那些發自真心的幫助和關懷。很多移民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想知道怎麼註冊醫生，怎麼給孩子找合適的學校，哪裡租更便宜的房，這些在教會都有它特別的優勢，所以很多故事最後會發現，教會在社會、人際關係上的關懷，最終能促使接受到這份愛的人，來關心他們所得到的愛與關懷背後的那股力量——是什麼讓這群人有如此大的愛心來幫助我？從社會需求的目的來到教會，變成去尋求背後的那股屬靈的力量，在這些媒體看來，這股力量到現在還有如此強大的展現，特別在華人這個例子上，是非常新穎的故事。從這個角度能展現基督教還有它非常重要的社會地位。
歷史的軌跡：英國華人教會的百年變遷
董：謝謝分享，那我們現在聚焦在英國的華人教會歷史。我過去也在美國的華人教會十幾年，我第一次到英國華人教會時，就發現雖然都講英文，都在西方世界，但卻是很不一樣的群體。我想一個群體會有特定的樣子，和它的歷史、發展一定有關聯。可不可以請你簡單介紹一下英國華人教會的發展歷史，以及它是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黃：歷史非常有趣，也非常困難。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是我們從以前到現在的歷史步驟，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過去；困難點則是你要把歷史做非常簡潔的梳理。華人來到英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時期。那時英國打仗需要大量水手，所以清朝很多勞工從中國南方，例如廣東、福建過來，在利物浦這個港口城市形成了歐洲最早的唐人街。那時候他們不信主，也沒接觸教會，所以信仰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在華人社群中幾乎都是空白的。
二十世紀初，在利物浦出現了第一批服事華人的教會，而關鍵的轉變是二戰後，因為1948年英國通過了「英籍法案」，允許英聯邦和殖民地出生的人自由入境，於是就帶來大量華人，包括香港、馬來西亞、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移民。這一代移民進入英國後，主要以勞動為主，比如餐飲業、外賣店，所以建立了第一批以粵語為主，非常自我連接緊密，但是跟英國社會連接不緊的華人群體。在這時期出現了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王又得牧師。王又得牧師是中國人，在北京一個循道會中學當校長，1949年因為中國政局變化留在英國，然後發現這裡華人雖多，但沒有人向他們傳福音，因此神在1950年感動他建立了「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 。這個COCM即使到現在，應該還是全歐洲最大的服事華人的差會。1951年時，他也在倫敦建立了華人教會，叫「倫敦中華基督教會」（CCiL），也在那邊有第一場聚會。這是二戰後第一個建立的華人教會，所以一般把1951年當做英國華人教會的元年。有趣的是，王牧師因為說國語，但那時候他主要服事香港移民，因此有時需要翻譯才能溝通。之後的四十年變化不是特別大。
接著我們可以跳到1990年，那時冷戰結束，中國改革開放，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陸續來到英國。這一代跟上一代非常不同，從1990年到現在，我們可以說英國的移民政策是選擇性移民，很多人過來是做留學生，基本上都受過高等教育，勞工的比例自然慢慢減少。新一代有更多人講普通話，來英國之前他們也接觸不太到基督教，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數在2000年後，有突飛猛進的增長，因為2000年後英國高校開始實行國際化和市場化，有非常多中國學生被吸引到英國讀大學，國語事工的人數和信徒人數也漸漸增加，2010年左右就超越了粵語群體。我記得我前兩年在大學做留學生研究，很有意思的資料是，那時英國所有的非歐盟國際學生，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際學生是來自中國，中國學生的數字甚至超過了本地的威爾斯，或者北愛爾蘭的學生人數，他們很多人是從學生團契起來，在英國歸信受洗，有一些回到中國，有一些留在英國。這種短暫性、流動性的信仰旅程，也挑戰了原來傳統教會這種比較慢的節奏。
與此同時，九○年代開始，那些第一代移民的子女，我們有時候稱BBC（British born Chinese）在本地長大的二代，他們在英國出生，以英文為母語，在學校和社會當中接受主流教育，但在家又傳承父母的華人文化；我們可以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他們處在一種夾縫當中，信仰上延續父母傳統，文化上延續家庭傳統，但其實他們在社會上是更接近於英國人。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也會把自己當作英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經常會說，我們的二代事工，或者BBC事工，已經不是所謂的華人事工，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事工」。華人教會的總體構架有了雛形，我有時會叫它「一會三堂」，也就是在一個華人教會底下，尤其是在大城市、比較成規模的教會，有國語堂、粵語堂，以及面向二代或青少年的英語堂。
2021年 BNO移民開放之後，又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英國政府開放BNO 到去年（2024），已經有將近二十萬人來到英國，英國的內政部估計，最終來到英國的人數可能是三十到三十五萬左右。他們的到來又徹底改變了之前以國語事工為主的版圖。這批移民和過去的香港移民並不一樣，他們從香港出走是源自非常獨特的共同記憶和經歷，之後也包含這些社會和地緣政治的巨變，所以他們的到來也改變了粵語教會的結構，有新的合一和張力，不只是國語和英語教會、粵語教會之間的，也包括前一批移民和這一批移民之間的。總結就是，2025年的英國華人教會並不再是單一的、靜態的教會形態，而是在一個深深紮根於歷史，特別是和這個國家更大、更宏觀範圍上的政策和社會變遷，有非常緊密關係的一個禾場。
董：謝謝寅軒，很快地從1800年拿破崙戰爭講起，開始有清朝的移民進入利物浦。很關鍵的時期，是1950年代王又得牧師創辦了COCM 和倫敦中華基督教會，開始有具體的華人的基督徒事工。到1990年代又有很大的轉變，就是開始湧入了以普通話為主的群體。到了2010年左右有一個很關鍵的現象，就是講普通話的華人移民開始多於講粵語的華人移民，但這個現象到了2021年之後，BNO香港移民潮似乎又造成很大的改變。所以說英國的華人教會，是個至今仍在動態改變中的信仰群體。剛剛也提到，二代BBC也不能夠再把它想像成是華人事工，裡面不單單有語言的差異，也包括文化的差異；同時新的這一批香港BNO移民，可能跟本來在這邊的粵語的群體，雖然都是講粵語，甚至都來自香港，但是因著不同時期的來到，本身的文化也不一樣，也使教會需要去面對，如何同時牧養不同群的人。
那在我們進一步談論近四年這BNO對英國華人教會帶來的影響前，能不能很快梳理一下，現在英國華人教會大概有多少間，信徒粗估的比例，組成的比例大概又是怎麼樣？就是一些簡單的資料，幫助我們很快了解英國華人教會的群體。
黃：我們的研究大概有兩方面的資料：一個是教會層面，一個是信徒層面。無論哪一個層面，我們都盡力做到最準確，但統計永遠很難完全反映出最真實的資料。2021年在全英華人基督徒的人數，根據人口普查大概有九萬人，去年2024年已經增長到了將近十四萬。這和大量的香港移民的湧入有關，在這二十萬來英國的港人當中，基督徒比例大概四分之一。所以這個增長率是非常高的，而華人教會增長的中間值，或者說是一個典型的華人教會的增長率，如果現在和2020年疫情之前相比是187%，所以每一個教會幾乎都有非常大的增長。比如我自己在牛津華人福音教會，我們剛開始是一個國語為主的小教會，三、四十個人，然後我們去歡迎那些新來的香港弟兄姐妹，最終的成果是，現在我們有將近兩百個人。但是國語堂呢？還是差不多三、四十個人。我以前在曼徹斯特的教會，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一百八十人，現在已經有兩千人左右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另外在這群人中，不是所有人都會來華人教會，我們在2023年的問卷，顯明大概有起碼四分之一的人，特別是香港移民會選擇去英文教會、本地教會。在教會的層面上，2011年，也是我來英國的那年，那時大概有一百三十八間華人教會，2020年疫情前則大概有一百七十間左右的華人教會，但到去年已經有差不多兩百五十間。所以可以說，無論是信徒層面，還是教會堂會的數量上，這兩年的發展都是非常非常迅猛的。
BNO移民潮：風暴中的復興與挑戰
董：聽到這個資料很震驚。你剛才講到曼徹斯特宣道會，疫情前大概一百到兩百人，疫情後兩千多人，這間教會其實在華人教會界當中，過去幾年也常常討論。我還記得今年（2025）到曼徹斯特，來接我的是趙偉初牧師；我一看名片，曼徹斯特宣道會，這不就是大家在講的那間教會嗎？我就在路上跟他聊了兩個小時。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如果今天是英國外的華人教會，聽到過去幾年成長率是187%，大概都會說這是復興，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可是在英國華人教會當中，這樣的快速增長，也有它挑戰的一面。接下來想請寅軒跟我們分享一下，近四年BNO香港的新移民湧入到英國，對英國的華人教會帶來哪些改變？
黃：我覺得改變是全方位的，無論是個人信仰、教會建構，還是和英國本地教會的關係上。前兩個月有荷蘭改革宗的媒體記者問我，會用哪個詞總結現在的華人教會？我說我會形容為「泡沫」——表面光鮮，但其實深入看很多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許在一兩代人之內，我們就會討論「整個英國衰落最快的教會是哪間？」隨著移民數量增多，機會也多，但另一方面帶來的挑戰也比較多。因為BNO移民政策開放已經過了大概四年，隨著移民數量的穩定，我們正從一個非常迅猛的「宣教期」，逐漸轉向「牧養期」。當更多人安定下來後，剛才提到教會的社會功能所帶來的吸引力，會慢慢減少，會眾會更關心信仰本身的問題，這種關切點的變化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這輪變化最突出的地方，可能是它重新定義了英國華人信仰建構和教會文化當中，影響最深的那些核心問題。在新的移民處境下，教會和牧師都需要被問許多以前沒被問過的屬靈問題。因為我自己是青少年的老師，對青少年的研究也很感興趣，所以就舉一個青少年的例子。過去一年我們總結了一些青少年、青年人在教會中，他們個人信仰上一些比較獨特的敘事，有些敘事是共有的，比如家庭期待下那種自我價值的實現、成功，還有作為中國人、華人、英國人不同身分的民族認同之間的挑戰，這是主流的，無論你是說國語、粵語，還是說英語的青少年都有的。這種敘事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問題，比如對BNO移民來說，在這種快速的流散經歷下，如何去重構身分和歸屬感上的掙扎，其實是非常突出的。我聽過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一個孩子，早上父母才跟他說，今天要跟同學做長時間的告別，因為晚上就要去英國了，不會再回來了。他當天早上才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那些朋友。所以對這些青少年來說，他們現階段信仰上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會如何回答他們生命當中這些核心問題」，有些是好的，更多的是有挑戰的、可能帶來創傷的。
同時這會影響到他們跟教會內其他青少年的關係。我們的研究當中有個訪談小組，其中一個問題我很想了解：你會發現講粵語的青少年，尤其香港來的，剛開始會不太願意和中國大陸背景的青少年在一起。很多教會粵語青少年和國語、英語的是分開聚會的。整整四年的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接受訪談這七、八位青少年，他們達成一個共識，對於他們這一代BNO青少年來說，「歧視大陸人」是他們身分認同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區別也許只是，有些人會公開表達，有些人只會私下這麼想。其中一個孩子說，他覺得自己彷彿是走進尼尼微城的約拿，當他需要跟中國大陸背景的孩子一起共事時，他知道神要他愛自己的鄰舍，但如果他把過去五年間的經歷，以及跟很多香港朋友的離別、來到這個陌生國家的經歷聯繫在一起時，他打從心底裡忍不住對對方充滿懷疑，甚至厭惡。這類隔閡在成年人當中，其實也比比皆是。但今天重點並不在這個矛盾本身，而是這個例子說明這一代青少年，他們的信仰和彼此的關係，是建構在這種非常特別的處境和這些核心的問題之下的。
當我們問四十歲以下的青年人，你們對聖經哪部分最感興趣時，無論是否為基督徒，提到最多的就是「聖經和我的關係」以及「聖經如何看待當今最核心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所以我覺得在個人層面上，我很喜歡托爾金說的一句話：「我們每個人的每一種敘事，就好像一本書當中的一條條故事線」。從實踐上來說，今天教會的使命其實就是讓人看到，無論我們的故事內容是酸、甜、苦，還是辣，我們唯一的好結局、真正的好結局，都只有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才能找到，所以我們的事工和傳講的聖經敘事，有沒有觸及到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所服事的人的信仰，是只停留在腦子裡的知識層面，還是能真的進入他們的生命裡，去改變他們。我覺得教會所面對的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我們需要問自己：「在這個巨大的轉變之中，我們是否回答對了問題？」或者「我們是否問對了問題？」還是說我們只是自問自答，並沒有觸及到重點。
剛剛說是個人層面上，那在從教會層面上來，其實移民也帶來了過去三十幾年，沒發生過的幾個變化：第一個是，教牧事工還有聖經教導的資源，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稀缺過，因為這些資源累積的速度，沒辦法追上短時間快速增長的人數和需求。我們問卷裡五百多位基督徒，其中的四百位認為現在中文聖經資源沒有辦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推出和完善我們這個「火花」平台的原因。另外一個比較扎心的資料就是，78%我們受訪的五十多位牧者，說現在這段時間裡，他們遇到了身體上或是心理上的創傷和挑戰。現在的挑戰是以前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還有一個是，自從我2011年來開始，我真的沒有在任何時間點發現有那麼多教會機構在華人禾場裡出現。我2011年剛來英國時，深度參與華人事工的宣教機構加上COCM大概就三、四個，去年初我們統計已經超過了二十個，且裡面也有一些不是華人的團體，甚至有北美的團體，比如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和本地教會產生如此多的互動，像聖公會有很多堂會參與服事BNO移民，有很多的活動、課程幫助新移民去熟悉當地的社會和生活。
另一方面新來的BNO移民，因為有些去當地的教會，可以說是間接救活了一些老齡化嚴重的本地教會。有些本地教會因為港人而建立粵語事工、青年活動，重新吸引到了他們社區的關注。所以我們現在的華人教會，不只是說華人教會在英國，而是真的成為英國的另一個教會，他們的存在也帶來新的生命力和視野。以前我會覺得說，華人教會總是相對孤立於本地教會的存在，但我想神正在透過各樣的方式，使祂對華人教會這個小群體的祝福，逐漸成為對英國教會的祝福。
寧靜的復興（Quiet Revival）：英國主流教會的意外轉向
董：你先講到個人層面，可能帶來「身分認同歸屬」的挑戰，特別你提到青少年的訪談很觸動人心，我相信每個聽眾感受都很複雜，而我們的感受可能凸顯出我們生命的敘事是什麼；可能有人對這些香港青年人感同身受；可能另外一些人能同理中國大陸背景的人。這些感受都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所經歷的故事也是真實的。我很喜歡你剛剛引述托爾金，就是魔戒的作者講的，我們其實在整個大故事中，都不過是走不同的路，而最終那真正美好的結局，其實只有在福音裡，在耶穌基督再來的那一天。在福音裡，我們才會看到我們每個人所走的路，怎麼通往榮耀的結局，而這個榮耀不是把我們自己的路、自己的故事絕對化，而是我們的故事和我們的路，能在上帝的作為和故事中找到我們的位置。我覺得這也是對今天教會的一個挑戰：我們有沒有勇氣回到福音？我們對福音有沒有足夠的信心，以至於我們可以溫柔、誠懇地面對我們所牧養的群體，他們不同的生命敘事？
剛剛寅軒也提到，從教會的層次，一方面是教會資源不足，因為過去可能只需要顧到一群人，但突然之間人數大增；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教會牧者的身心挑戰，甚至可以說有很多時候是身心俱疲。我們常常以為教會增長是一件興奮的事，但回到聖經，耶路撒冷初代教會的增長，當他們人數增多時，光是管飯食就可以鬧到快教會分裂，所以日光之下可能並無新事，但這個挑戰是很真實的。同時寅軒也提到，也看到上帝正在使用這一波的移民潮，在更新英國的華人教會，使英國的華人教會不再是自成一格、獨立於英國整體教會的群體，而是跟英國整體教會有更多的交流接觸。未來不知道會怎麼發展，但的確好像發生了一些改變。
接下來我想聚焦，因為我知道你的研究，不只是英國的華人教會，也包括整體的英國教會，最近也陸續看到一些文章，報導英國近年Z世代、年輕世代開始回流到教會，甚至有人稱它是「Quiet Revival」——一個寧靜的復興。這些媒體的報導，我很好奇你作為一個學者，如何看待英國近年教會的發展？
黃：一個很有趣的對比是，如果你看英國社會、主流媒體對宗教的普遍看法，一直到今年（2025）之前，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衰退」，特別是2021年英國人口普查顯示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大概只有46%的人自認為是基督徒，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自認為是基督徒的人數跌破50%，在2001年這個比例還有70%左右。所以可以說，在過去二十年損失了25%的基督徒，約一千七百萬的基督徒。與此同時，自認為無宗教的人口增長到了將近40%，很多主流媒體、公共政策，甚至學界都普遍認為英國已經步入了所謂的「後基督教社會」。
我們在今年（2025）有一個研究，是聖經公會和英國的一個最大的調研機構，叫「YouGov」，一起進行了調查。這個研究從2018年開始， 2018年、2022年和2024年分別進行了三次的資料的收集，隨機抽取幾千到一萬人來看英國基督教的光景如何。今年我們發現非常不一樣的現象，我們稱之為「安靜的復興」——Quiet Revival，就是英國在過去幾年，尤其是在後疫情時代，似乎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衰落、正進入到停滯期的基督教，它不再衰落，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反彈。
比如自2018年以來，英國成年人每月至少參加一次教會的比例，已經從8%上升到12%，人數也增長了大概兩百萬人，特別是在年輕人裡，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群體的教會出勤率，是增長是最快的。十八到二十四歲男性，從4%增長到了21%；十八到二十四歲女性從3%增長到了12%。這個增長在Z世代是最明顯的。另外我們還看到，在其他的地方，少數族裔基督徒的比例，無論是在他們的族裔當中，還是在整個基督教群體當中，比例也都在增長。華人只是一個例子，還有從羅馬尼亞來的那些東正教徒、印度背景的天主教徒，以及非洲背景的福音派教徒都在增長，而且是迅猛地增長。如果從嚴謹的學術的角度來看，儘管整體上的人數在減少，但我們不會把現在的資料用「減少」來形容，而會用「變化」或者「變遷」這個詞來形容，因為它不只是單一、衰落的曲線，而是非常複雜，有升也有降的的曲線。
董：所以你說整體的英國教會的人數還是在下降，但是在某些特別的群體的人數在成長。我很好奇在研究當中，有沒有分析是什麼樣現象讓十八到二十四歲Gen Z這一代回到教會 ？
黃：我覺得解釋數字的增長要特別小心，因為它可能會帶來誤解。首先我們不能說這些回到教會的人，已經都成為了願意從內心受洗、悔改的基督徒，但我們可以連接整個的過程和更大範圍內社會、文化的變遷。要理解他們為什麼回來，可能需要看這段時間裡，世界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看最近二十年對年輕人有影響的那些社會運動，包括所謂左派的那些Progressive movement（進步主義運動），或者Wokism（覺醒運動），以及在近幾年也復甦的極右派運動、傳統派的興起。
左派與右派思潮在兩端拉扯，公共討論往往會陷入到一種「互相拆毀、樹立敵人、製造對立」的語境下。這時代社交媒體氾濫、有非常高的手機擁有率和網絡參與度，卻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立「整全的世界觀」。對、錯、善、惡，這些都需要有非常整全的價值觀體系來告訴我們，但這幾十年宣傳的，往往是把一個點無限放大、極端化。青少年在資訊氾濫中迷失。這層迷失會帶來什麼？我想是「信任危機」和「群體生活的瓦解」。
我們來看一些英國的社會統計資料，在近三十年，一個和世俗化同時進行的社會現象，就是信任危機。這時代的年輕人對社會的信任——無論是對公權的信任，還是對社區的信任——都在降低。三十年來一直是下降的曲線，年輕人越來越害怕進入親密關係、承擔責任，無論在英國還是東亞都一樣。我們害怕結婚、生育、與人建立的親密紐帶，因為我們得到的資訊是，你建立紐帶後可能會被背叛、被家暴、被歧視。我們在情感上會變得孤立，對未來也失去希望。但這時候會思考，那個值得我回歸的地方，那個我需要的整全的世界觀，到底在哪裡？當我沒有安全感、集體歸屬，沒有真正有意義的人際交往時，當我找不到在這個社會的楷模、屬靈的榜樣時，我能在哪找到？我想，安靜的復興的背後，就是對於教會這個實體的重新探索。
講個比喻，我們曾經有一座山上之城，雖然我不認為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起碼我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非常強的基督教的影響，我們就把這段歷史叫做英國的「山上之城時期」。我們會發現最近幾十年人們，試圖把這個根據基督教教義所建立的國家與文化不好的地方拆毀，把山上之城的建築全拆了，但拆到最後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找不到那個城市整全的樣子。人們想把它重新建回來，而重新找到那個世界觀最容易、快捷的方法，就是去找回當初建立這個城市的藍圖，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回到教會並不是去了解教會裡的神；不論是英國華人教會，還是安靜的復興，「了解神」不是這些回歸教會人最關心的事，他們更需要的是經歷「穩定信任」與「靈性上的安穩」，他們想學會重新愛與被愛。
以年輕男性為例，其實教會提供了非常好的信仰典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多少少缺乏父親榜樣的文化，尤其在反對父權的語境下，會一定程度扼殺父親的形象。對一些男性來說，缺乏父親形象讓他們感到迷茫：作為一個男性，應該有什麼樣的責任、精神和生命？教會提供一個「新的」答案。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以前最堅定的無神論者之一Richard Dawkins——道金斯，他去年表示，其實基督教對社會、文化來說，還是非常有價值的。這種轉向也顯明整個社會，在對我們的信仰——那建構我們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核心——有一些重新思考。這種思考未必會跟我們的神、真實福音的認信產生絕對關聯，但起碼在一定程度上會給教會帶來新的契機，打開宣揚福音的窗口。所以英國教會現在經歷的，不是那種轟動式的復興，像美國Asbury那種復興 ，而是文化被解構之後，重拾我們信仰的根基，重新建立群體歸屬和尋找人生意義的過程。
學者與牧者：兩種視角，一個使命
董：謝謝你給我們很不一樣的角度。通常看一個現象時，有不同的框架。我讀研究所時，有一門課在研究靈恩運動的歷史，老師就提到，其實可以從很多不同框架來分析，包含社會學的角度、上帝行動的角度等。剛剛你提供了一個面向，就是英國Gen Z的回歸，其實很可能是因為過去以基督教精神而建立文明的這個城市，在今天這個時代，不論是左派、右派，或任何的意識形態，推到極端時，會進入碎片化，就是對於單一議題可以無限放大，卻看不到背後穩固、整全的視野和框架，以至於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不同議題間在表達時，會樹立起很多假想敵，把對方當作敵人，產生了信任危機跟群體的瓦解——越來越多人發現，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的。不論我們對那個單一議題是多麼熱情，但最終它帶來的結果，好像不是我們真正渴望的。人真正渴望的，是對信任的渴望、對愛的渴望、對群體和歸屬的渴望，以至很多人重新去尋找當時建造這個城的藍圖。基督信仰也許不一定是他們回到教會的第一動機，從社會學的角度，他們想在時代變遷的脈絡中，重新找到他們所珍惜、渴望的東西。我相信上帝也可以使用這樣的過程，使他們最終找到神，但我感謝你在分析框架上，給我們很不同的視角。
你作為一個學者在研究這些現象的時候，關注跟我作為一個牧者很明顯不一樣，我很好奇你在研究的過程中，覺得學者和牧者看事情的角度，有什麼差異？以及這樣的差異如何能夠成為互補、祝福彼此的可能？
黃：雖然我一直是做學者的工作，但老實說，我總覺得自己內心最深處是一個牧者。我喜歡講故事，喜歡去服事人。但你說的沒錯，牧者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關注焦點，闡述那些焦點的語言也不一樣。一個很重要的是，他們的使命不同，所以看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我平時兩者都參與，做研究同時也參與服事，比如教會青少年的服事。我個人的經驗是，牧者和學者比較大的差異，從學術界來說是「方法論」不同。這種差異，不只是提出的問題，更深層次是「如何解釋」，以及「應該要解釋什麼」。我的淺見是，牧師往往會有一種基於神學規範性的方式，來進入或表達自己關切的事情，比如說要「以聖經的詮釋為中心」、「要結合基督教傳統和屬靈的辨識」來理解現象；所以對牧者而言，觀察教會的首要目的是在屬靈上的引導和教會的建造，所以他們的敘事常常是體現在教會的文化、聖經的真理、事工的發展等等，圍繞教會，尤其是自己所處教會的這些事物上。他們可能會問的問題是：這些教會有沒有持守真理？信徒有沒有活出與呼召相稱的生命？我看到的這個現象是否榮耀神？如果不是，怎麼用屬靈的方式，在愛心裡說誠實話、解決它？他們評估的，一定程度上是信仰的純度、教會的聖潔、屬靈健康——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是核心的問題。
對學者來說，往往我們的研究是出於對於現象的理解和知識建構的目的，所以我們往往不會採用規範性的語言，不是normative（規範性的），往往是descriptive（描述性的），或者interpretive（解釋性的）。比如我是宗教社會學的背景，我就會比較關注「信仰如何在人群當中被建構和實踐？」所以我的研究核心主題，不是「神如何……」而是「那些信神的人，他們有怎樣的表現？」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過人的視角，比如問卷和訪談來蒐集實證的數據，因此我經常會對我受訪者說「您今天所回答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因為學者的任務不是評判，對我來說更重要是揭示現象背後的本質和它的機制。所以不僅是在知識體系上的差異，也有使命、路徑上的差異，但這兩種方式並不衝突，它可以成為互補。就像剛剛所說的聖經公會，我們所依循的Research Informed Ministry （以研究為基礎的事工）就是不要因為一個是教會內的，一個是教會外的，就產生聖、俗這樣的分別，我覺得這樣並不是健康、有幫助的分別方法。
我們對自己有一個定位：作為聖經公會的研究者，我們是服事這些牧者的人——如果牧者是上帝的僕人的話，我們就是僕人的僕人。作為研究者，我們可以一起同工，一起為神來做工。牧者可以提醒我們，如何堅持真理、回應屬靈的需要；學者可以幫助會眾、牧者更全面了解我們所服事的群體和他們的處境。如果我們彼此能夠接近，我想教會也會更有能力在這個有各樣文化、政治社會議題拉扯的複雜的環境中，做出忠於福音、更貼近現實的回應。
文字記錄：黃興霖弟兄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