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教會、宣教如何密不可分？全球化下的新一代有何挑戰？

EP23 訪問中國大陸龍降恩牧師：神學、教會、宣教如何密不可分？全球化下的新一代有何挑戰？

嘉賓：龍降恩牧師（中國家庭教會85後的牧者）

主持：董家驊牧師

自我介紹

龍：我的名字叫龍降恩，意思是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洪恩，姓氏是真的但非本名。我是來自中國內地家庭教會的牧師，1985年出生，有一個太太兩個孩子，目前在美國學習神學。過去10年，我主要在北京錫安教會參與牧會和基於錫安教會的平台不同層面的服侍。

北京錫安教會創會於2007年，在10年時間成長到一定的規模，是中國城市新興教會的代表。我在2010年加入錫安教牧團隊，2017按立為牧師。我在當中負責敬拜的事工、教導、講道、門訓、牧養、城市植堂、神學教育和宣教動員等等，主要精力投在大學校園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在2018年年底中國對教會逼迫加劇境況下，教會策略性地把我差到海外。一方面讓我繼續神學深造，另一方面也配合中國教會的發展，尤其是應對一些較極端的逼迫。去年，我在Gordon Conwell完成了神學碩士學位，今年秋天會在惠頓（Wheaton）開始我的神學博士學習。

生命轉折點：從信奉共產主義到成為基督徒

董：你是中國大陸很年輕的下一代傳道人。在中國大陸的年輕傳道人大概有兩種背景：一種是信二代，一種是自己信主的。你是哪一種呢？

龍：我是整個家族裏面的第一個基督徒。當我回顧自己的屬靈旅程時，就像保羅所說：「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議的恩典，才讓生命經歷不可思議的反轉。我從龍的傳人到主的門徒；從無神論者到教會的牧者；從共產主義者到福音主義者——這是180度巨大的翻轉。我回想生命的故事，可以用以賽亞書的一章18節來囊括：「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這裏提到兩種顏色的對比，硃紅和丹顏是古代最深的紅色，象徵上帝的百姓、悖逆的以色列深重的罪惡。而雪白和羊毛則是古代最白的顏色，表示上帝全然的赦罪和潔淨。但是這裏的紅色對我個人而言有雙重意義——紅色也代表共產主義的象徵。

我來自紅色國家的紅色家庭，我的父母及祖輩都是黨員。我的外公是1949年第一代警察，從小聽我外公在東北的大興安嶺原始深林裡面抓土匪、跟熊和豹子與天鬥與人斗的革命鬥爭故事。從小聽著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長大，案頭書是《紅岩》、《青春之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紅色書籍。17歲到北京讀大學，認識一位大學的英語外教、美國的校園宣教士，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這樣的宣教士；通過他第一次聽到福音，也透過他來到韓國宣教士帶領的地下教會，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結出的屬靈果子。但是我開始去教會時並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擋道、找基督徒辯論，剛才的經文提到「來，我們彼此辯論」在辯論當中我說了很多羞辱基督徒的話，甚至褻瀆上帝的話，現在回想起來，不敢想像過去的自己是一個逼迫基督徒的人。

很諷刺的是，為了贏得和基督徒的辯論，我開始很認真地讀聖經，這也成為我生命的轉折點。在一次禱告會時，毫無預期地，我就很真實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驕傲、貪婪。所有以前不願意承認的罪、傷害愛的人，一幕幕呈現在我眼前，卻又被一抹更清亮的紅色──耶穌的寶血洗淨，白如雪和羊毛。我經歷了一個完全翻轉的生命歷程，從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成為基督徒。結合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教會的逼迫，我特別能夠體會保羅從一個迫害者到一個被迫害者的生命歷程。

回應上帝的呼召：主我的心獻給你

龍：我很感恩上帝拯救我個人，也恩待我的父母；信主之後禱告五年，母親便歸主，禱告八年後，父親也信主。我的家庭本是一個紅色的家庭，被基督的寶血遮蓋、洗淨，成為屬基督的家。在2008年時，中國大陸四川發生汶川地震。那時當我看新聞報導災區的情況時，就忍不住掉眼淚，我感受到上帝很強烈的搖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來全時間事奉。但這對於一個中國大陸的年輕基督徒而言，意味著在我個人生命中還有家庭的裡面，來了一場無形的地震。因此我掙扎了兩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禱告當中，我突然體會到我的心很痛，這種痛是屬靈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種超自然的體驗。就在那個瞬間，我忽然體會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創造我的主和救贖我的主。就像加爾文的座右銘「主我的心獻給你，迅速的、至誠的。」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獻給主，辭去軟件工程師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學院開始學習，那是我第一間神學院。

中國、香港、美國的差異：使命、門徒、神學家，三者不可分開

董：你先在中國大陸，後來到香港建道，現在又在美國Gordon Conwell讀神學，可否談談在這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法讀神學的體會？

龍：我在2010年蒙召就馬上想要出來讀神學，那年也認識了現在教會的主任牧師、北京錫安教會的創會牧師——金牧師。我當時是在宣教士帶領的教會裏面，這些教會有優勢，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這類型的教會與中國社會有很多的脫節。所以金牧師勸我先留下，在中國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以紮實我在本地教會的根基。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所以就留下來。很幽默的是，差不多八年前，在最想出國讀神學的時候，上帝勸我留下來。在2018年教會面對逼迫時，我特別不想走，因為覺得有很大的需要，在我最想留下來的時候，上帝讓我出國讀神學。神的時間表跟我們的很不一樣。

回顧我的神學教育歷程，在中國、香港、美國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神學教育的優勢是，神學院的教育和教會的實踐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三地讀神學的最大感受就是：我認為神學、教會、宣教，這三個大範疇是不可分離的。相反的，西方面臨很大的挑戰是，這三者相對分裂。最好的例證就是使徒保羅，他的神學、他的教會和宣教是不可分開的，否則你很難正確的理解其中任何一個方面。一個反面的例子和我們Podcast的名稱有關，「使命門徒」，放在一起是因為使命和門徒本來就是不可分離的，但現在的教會常把教會的門訓、宣教和大使命分開。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加一點，不僅僅是使命和門徒不可分離，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使命、門徒、神學家。內地的優勢是和教會實踐的緊密連合，劣勢則是學術水準有限、資源匱乏，無論是師資還是圖書館等。但是，往往因為資源缺乏、選擇有限，反而讓內地的神學生更加渴慕和珍惜。

處境化神學及寶貴的宣教傳統

董：我過去在不同地方教神學時，有一位神學院院長問：最喜歡在哪一間神學院教書？我想了很久，其實很難選擇。但我覺得最享受教的學生是那群一邊在前線牧養、一邊進修的。這一群學生在交流時問的問題很真實，不限於學術研究，是帶有生命力的。教書時，也不會覺得只是在分享知識，而是實際探討不同的處境。教這樣的學生時是教學相長的情況，學生們會打開我的眼睛，看到我沒看過的事情。例如，之前在美國南加州牧會，南加州是一個穿着很隨性的地區，有些教會面對到一種情況是，穿着夾腳拖鞋的人來聚會，你讓不讓他進來呢？在很保守、傳統的教會認為不行，但他穿的可能是一雙很昂貴、高級的夾腳拖鞋，那是他最好的一雙鞋子。有次我把這個問題寫成一個教案，在英國跟當地的學生討論，有一個同學舉起手說：我們這裏不會遇到這種情況，因為英國太冷了，沒有人會穿夾腳拖鞋。處境的差異，讓我們面對到很多不同信仰實踐的挑戰。這個在神學教育裏很重要，我們不能脫離處境，只是探討一些比較抽象的理論。抽象的理論有它的價值，但如果只局限在這裏，就與上帝的使命和教會的牧養脫節了。

龍：神學不是紙上談兵，不只是學術知識而已，好的神學讓你熱血沸騰，它會讓你的生命活過來。這方面我在香港建道神學院的經歷是很正面的，其精神是開荒、吃苦、火熱。我覺得這三個關鍵詞不僅僅對於華人的神學教育、華人教會，甚至對於普世的神學教育和普世教會都是寶貴的傳統，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提及這些字了。在華人神學院裏，建道在神學、教會牧養、宣教方面的平衡做的比較好。建道是十九世紀末在廣西湖州由宣教士建立的，DNA一直是心懷教會、心懷宣教的，他們的學生佈道團至今也很活躍，這是很難得的。

我在建道的日子很享受，因為建道在長洲島上，長洲島既不與世隔絕，但同時又跟繁華的香港本島保持距離。小島很美，我也特別喜歡海邊，既適合讀書又適合退修。過去上密集課時，也會把牧會時遇到的挑戰和實際的問題，在那個島上跟老師有學習、有探討，非常享受。

董：在美國的神學教育，你有什麼收穫呢？

龍：特別感恩能到Gordon Conwell 繼續深造，也感恩在過去10幾年裡，Gordon Conwell與中國家庭教會保持很積極的互動。也是因為如此，我才能在這邊繼續讀Master of Theology。這是一個破格的恩典，因為他們認可我在地下的、未註冊學校的學分，讓我可以繼續深造。在這邊最大的收穫是學術水準提升，彌補中國地下神學院的短處，也開闊了我的視野，因為Gordon Conwell採取非常包容、溫和、兼容的進路，彼此聆聽和對話。著名校友Timothy Keller的講道和牧會哲學對我有很深遠的塑造和影響。唯一的遺憾是Gordon Conwell沒有PhD，否則我會優先在這邊讀。

在這邊學到最重要的功課，是一門叫「宗教改革時期的靈性」。馬丁．路德有個神學三法：第一個是prayer（禱告），第二個是meditation（默想），第三個是temptation（屬靈試探）。當你讀路德作品時，因為他是一個修士，屬靈的試探和攻擊是很真實的、每天要面對的。禱告和默想就更不用說了，他強調在禱告中學習到的，比任何他在思考和讀書時學到的更多。他強調對上帝話語不斷的默想和閱讀；如果只是讀一兩次就自以為已經知道上帝的話語，就像一個沒有成熟的果子，提前落到地上。反觀當代西方神學院的三法，就是閱讀、寫作、考試。但是路德提醒我們，真正的神學家被塑造，是因着生與死的考驗、因着火一樣的試煉，而不只是我們的思辨和學術。這些當然很重要，但我們需要回到路德的寶貴傳統中來反思。

基督是得救及合一的基石

董：我們剛剛有提到你接下來會進修博士，你可否談談你想要讀的是哪方面呢？為什麼？

龍：秋天會到惠頓開始讀博士班，聚焦在系統神學，更具體的是Justification，是保羅的稱義論。我會在系統神學裏面，嘗試將稱義論比較傳統的、個人性的和救恩論的意義，和近年學者們強調的教會論和群體論的意義做一個整合。傳統提到因信稱義，想到的是新教的神學核心，是一種個人性的、垂直的跟上帝的關係。即個人在上帝面前得救，完全是憑着恩典、藉着信心，不是藉着行為。但回到神學、教會、宣教不能分開的前提下，越來越多學者發現，即使是保羅的稱義神學，也要了解保羅作為一個外邦使徒，在外邦人中間不停植堂時，要面對的水平關係，就是外邦人和猶太人如何在基督裏合一的關係。加拉太書保羅提出因信稱義時就是這個處境，安提阿事件討論的是外邦基督徒能否與猶太基督徒同桌吃飯的問題。因信稱義的教會論和群體性的意義，在神學歷史中常被忽略，所以我的議題就是把垂直和水平、個人和群體、救恩和教會的議題，做一個全新的整合。

董：剛剛談的議題和今天中國教會面對的處境有什麼關聯性嗎？

龍：不單是中國教會，普世教會最大的挑戰就是教會合一。當我們讀約翰福音17章，耶穌大祭司的禱告：我們要合一，像父與子合一一樣；當我們讀保羅神學時提到：所有在基督裏的，無論是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都成為一的時候，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教會四分五裂？不僅是在中國的教會，其實普世的教會，尤其是新教，宗派林立。教會常會被一些非基要的問題而分裂，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和不足。我覺得這裏面要追溯到我們的神學根源，其中跟對於稱義的理解是有關係的。我認為我的研究，不單單是學術志趣，而是真的希望通過研究，能夠幫助自己對於「教會合一」這個大議題有新的認識。簡而言之，我相信耶穌基督不僅是個人得救唯一的基石（corner stone），也是普世教會合一的真正基石。我們不能在這個基石上加添我們認為重要的個人傳統、宗派傳統；如果加上了，就是保羅所反對的律法。

董：我想到陳韋安博士的一本書，談到教會的大公性、談到香港的教會。對香港來說，宗派的差異或許並不是那麼尖銳，但大公性的議題可能反映在我們對於社會議題的看法。今天，教會中不同背景或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對於一個社會議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是否把它無限擴大，把不同意見的人推到異端，甚至已經不是我的弟兄姊妹的地步。陳韋安博士說，這是香港教會在面對的大公性問題。我們在不同地區也在面對，其中也包括世代的張力。

門徒的代價：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董：談世代差異之前，你過去在中國牧會，現在在美國牧會。在兩邊做牧養的工作，有什麼異同嗎？

龍：我來Gordon Conwell讀神學，有很多上帝出人意外的恩典。有一件事在我意料之外，但很顯然在上帝的計劃之中。去年年初，我跟另外一位在神學院畢業的中國學生，在神學院附近、在他的家裏，開始中國家庭教會。這在神學院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神學生嘗試植堂。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大多數神學生畢業時，都考慮在一間固定的堂會裏服侍，但是要建立一間新教會的想法和嘗試不多。結合在中國的牧會經驗和在美國的經歷和觀察，我想分享一個故事，這是我在美國面對最大的文化衝擊，也體現了北美的教會和中國的家庭教會，在處境和教會靈性上很大的差異——就是關於作門徒的代價。

這個文化衝擊發生在2019年四月份，復活節的清晨，普世教會都在做復活節禮拜。很不幸，當時在斯里蘭卡發生了一件慘絕人寰的恐怖爆炸。三間不同的酒店和三間教會陸續發生爆炸，兩間是天主教堂，一間是新教福音派教會，總共造成25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傷。當天有一位穆斯林極端主義著，背着炸彈在禮拜當中引爆炸彈，導致28人遇難。更讓人心痛的是，那28位罹難者當中有12位兒童。這事件之後，當天的一位主日學老師，透露了一件非常震撼的見證。當他在教主日學時，問當場三、四十個學生：你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為基督背十字架、願意為基督去死？當場所有孩子都舉手說：我願意。幾分鐘之後，那些孩子幾乎一半在那場爆炸中喪生。這位主日學老師的見證傳到網路上後，我看了一些美國網友的分享，也包括一些基督徒的評論，讓我非常震驚！很多人在譴責那位主日學老師，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請停止對孩子情感上和屬靈上的虐待。更令人震驚的是，我認識的一位中國神學生，在美國受到政治正確的影響，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質疑這個見證是不是假消息，這我可以理解，但他質疑的理由也是為什麼這個主日學老師會問這樣的問題。在這彎曲背謬的世代，我覺得比恐怖襲擊更可怕、可悲的是，人們失去了基本分辨黑白和是非善惡的判斷。其中也包括基督徒，不去譴責恐怖分子，反而譴責那位主日學老師。我能夠理解，在美國出於政治正確，這樣的問題在當代的美國教會不能問、不敢問，但是在斯里蘭卡、在中國、在中東教會會問，而且更重要的，這難道不是基督向每一個跟從祂的門徒所提出的問題嗎？每個跟從耶穌的人都要背起十架，而十架就是死亡。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去死。因此，我覺得作門徒的代價是當代美國以及西方教會，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沉重但是關鍵的問題。

董：在北美和台灣教會有相對大的發展空間，教會有新的創意，發展出看起來很好的形式和形態，讓其他地區的教會羨慕和學習。但背後潛在的危機是，教會學習這個世界吸引人的方式，會不會變得太像世界；到一個地步，我們的確做了一些不錯的事情，但「我們是被呼召去背起十字架」的這件事卻淡化了。對一些教會是淡化，對另外一些教會就是完全不強調，甚至屬靈意義化，例如放棄一些享受、暑假不要吃冰，認為這就是為主受苦，但是卻忽略了本質——就是我們跟隨基督，唯有透過捨己才能夠真正在基督裏得着生命。當這個訊息被淡化時，教會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而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就是我們需要用更精彩的活動和吸引人的方式來維持教會的人數，這是很吊詭的現象。

龍：潘霍華說過的一句很尖銳的話：當教會內的基督徒跟教會外面的人沒有區別時，當基督徒的生活和中產階級可愛生活之間的矛盾消失時，那就是廉價的恩典。

下一代的挑戰：生命意義的迷惘及家庭功能的破碎

董：今天很多地方的教會，不論在北美、東亞、歐洲的教會都在面對一個問題：下一代的流失。我們兩位按照社會學的分類來說是1980年之後出生的，叫千禧世代。1995年以後出生的，叫做Z世代（Gen Z），北美對於這個群體有很多的研究，但其他地區對這個群體的研究較少。我很好奇，當今北美、亞洲、歐洲都在面對下一代的流失時，你看到了什麼？以及中國大陸和美國的Z世代，有哪一些類似和不同的地方？

龍：在中國不用Z世代這個詞，而是用00後或95後。下一代的事工，對於普世教會的重要性、緊迫性、戰略性以及優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關於中國的年輕人和其他地區的年輕人，我的觀察是：他們的差異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卻在增強。隨着浪潮一樣的全球化和城市化，我看到一個驚人數據：2050年70%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當中。網絡化、數位化、智能化等，這些全球化的處境，讓中國、北京或上海的95後或00後的年輕人，跟紐約、東京相同世代的年輕人的處境和文化張力越來越趨同。60年代有一位媒體理論家Marshall McLuhan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研究西方思想的劉擎教授，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地球城」，指的是全球城市化的趨勢。我認為在城市當中，各地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和困擾越來越相同，但不可否認，中國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有著巨大的差距。包括近年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讓各地年輕人之間的彼此聆聽出現更多的障礙，甚至是張力和衝突。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董：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商學院老師Holly Schroth寫的一篇文章，提到1997年到2013年，出生在美國的Z世代要進入職場時的特色，包括：追求成就、成長於經濟較不缺乏的環境、平均的教育水平更高、更習慣與文化種族更多元的群體一起生活。當他們進入職場時，他們比過去嬰兒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經驗。在面對心理健康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和憂慮的狀況。在中國大陸接觸到的95後和00後，有哪些類似或不同的地方嗎？

龍：基本上非常類似。以中國的青少年和大學生為例，青少年的心理狀況非常令人憂心，我看到的數據是每五個青少年中有一個有自殺的念頭，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殺，大學生的群體也是一樣，很多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第一流的大學學生，都得了一種「空心病」——他們找不到生活的動力、找不到學習的動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這可能是一個時代共同的現狀。其次，家庭的挑戰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中國、香港、韓國或北美的教會。為什麼青年人的流失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我覺得跟家庭的現況是不可分割。

下一代的契機：跨代合一及真實整全的信仰

龍：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從學校開始流失，也不是從教會開始流失，而是從家庭裏開始流失。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我們可以探討很多，譬如父親的缺席，這是普世性的問題。正面的例子是，美國有一位著名的佈道家、神學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父親，每天都抽出時間和一個孩子散步或談心，這是很大的一個挑戰和提醒。信仰方面，我覺得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實的家庭信仰教育。家長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卻能說不能行，缺乏了榜樣的力量，和生命影響生命的見證。

傳統門訓對於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關注特別缺失。我在建道時讀過一本Gordon Conwell校友Peter Scazzero寫的書《The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香港有出版《建立高EQ的教會》。他的論點是：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屬靈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如同冰山一角，你顯露出來的只是去教會時在別人面前禱告、服侍的樣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鬱、暴力傾向等問題，並沒有被福音撼動。這是因為傳統的門訓不太關注情感：西方可能是因為古希臘將精神和感官二元化的世界觀；家庭教會是因為靈魂體三元論，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屬魂的部分，不夠屬靈，所以常被壓抑及忽視，造成不論西方還是中國，在門訓牧養時常忽略情感健康和成熟。新世代的人，因為普遍家庭破碎，所以很多90後、00後的心理是非常的破碎。新世代的門訓實踐要特別關注這點。

董：這是關鍵。下一代的流失，可以怪潮流、世俗主義、後現代文化思潮、全球化，甚至是科學主義的擴張。但最終是在於孩子能否在家人身上看到，真實跟隨耶穌的生命。在生命中，影響我們信念最深刻的人是父母。當父母放棄這個責任，或者父母在這方面，沒有讓孩子看到一個值得為之而活、為之而死的信念跟世界觀時，孩子才會去找另外的事情來填補。

董：最近在思考兩代議題時有很深的體會，表面上來看，不同世代有差異，關注的東西不同，但做一些轉譯後，或許兩個世代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輕人關注生態議題，而對於嬰兒潮世代來說，會覺得是杞人憂天，應該先好好讀書、找到好的工作，世界的議題太多了。可是對於今天的年輕人而言，生態議題不只關乎保護地球，而是關乎生存的問題；他們要面對未來的地球是不是一個能生存的環境。他們關注生態議題，正如嬰兒潮世代關注經濟發展議題一樣，都是關於生存。今天年輕一代關心貧富差距的問題，也不只是關心他們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今天金錢賦予人的不只是購買力，而是生命的意義和尊嚴。貧富的問題，其實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沒有意義的問題。正如很多嬰兒潮世代，他們關心國族的興盛或自己在社會經濟地位是否能往上爬升，這也是關乎生命意義和尊嚴的問題。剛才你提到憂鬱、自殺、焦慮，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對於年輕世代也不再只是心靈關顧的議題，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問題，正如嬰兒潮世代對身體、食物和保健品的關注。如果我們可以更深地理解，會發現原來我們關心的問題本質很類似，只是表現的不一樣。或許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人之間可以多一份同理，進而一起合作去回應福音，並思考耶穌基督的福音對這些議題有什麼話要說。

「空心病」的解藥：完整述說聖經故事，神的啟示是真理的源頭

龍：當我們談使命門徒和宣教時，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議題，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歡詩篇145篇4節：「從這代到那代」，這也是我參與的一個中國青年宣教運動的主題經文。我們的下一代在尋找答案，包括生態、政治、性別和社會公義的議題等，年輕人非常關注這些公共議題。很遺憾地，教會或他們的上一代沒辦法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常勸他們好好禱告、讀經、去教會。越是這樣，年輕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們離開教會。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啟示當中，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把答案呈現出來，關鍵是：教會要說好故事，把聖經的大故事說好。先要回答：你怎樣看待整個世界？在宏大的敘事當中，對於人從哪裏來是怎麼看的，才可以面對具體的倫理抉擇，例如：性別或墮胎的問題。聖經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最整全的世界觀、一個大故事。

這也是兩年前在暑假的全人宣教大會當中，我講「大故事、大使命」的初衷。我們讀聖經常是碎片化，僅背金句和主日學故事，但忽略了整個大故事。這個世代，尤其在後現代當中，一切的宏大敘事被消解，製造出了意義的真空。這恰好是教會的機會，如何把聖經的宏大敘事說好。這終極的答案比起年輕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關鍵。

董：你剛提到的那篇信息對我而言十分震撼。在那場聚會中，我是最後一天的講員，你分享的那天是我的休假日，我一個人一邊爬山、一邊聽你的分享。當我爬上山頂時，就是你談到最精彩的地方，看到整個台北市在山腳下，有一種被抽離的視角，上帝原來要我們看的是更大的圖畫。很多時候，當我們在城市裡面時，就像螞蟻一樣不知道自己在忙什麼，每個倫理抉擇都讓我們迷惘。但當我們抽離，用一種更高的維度去看事情，如同剛才提到的宏大敘事，才會知道該如何做判斷、知道什麼決定是好的、什麼是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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