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7 中華福音神學院邱顯正老師：穆宣典範：全球宣教中的重要趨勢與學習
嘉賓：邱顯正老師（中華福音神學院）
主持：董家驊牧師
神賜異夢，開啟宣教尋求之路
董：華人教會所熟悉的宣教典範，大致上是近三百年來英美教會的宣教典範。然而在兩千多年的教會歷史洪流中，基督的教會在不同時期曾有不同的宣教典範，以不同的方式來傳揚見證福音。今天我們邀請到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宣教學老師——邱顯正老師，請他和我們分享過去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中，有哪些重要的宣教典範。我們也會特別談到近年全球宣教工作中越來越被看重的穆斯林宣教工作，當中又有哪一些穆宣的典範值得我們參考與學習。
幾個禮拜前，我在中華福音神學院的院訊上讀到老師一篇名為：〈普世宣教的典範〉的文章。我讀完之後很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想要更多了解這個主題，於是便厚臉皮地約邱老師進行訪談；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如今很多華人教會開始關心並意識到宣教的重要性，特別是穆斯林的宣教——穆宣。在我們往前走的當下，似乎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與討論正在發生，能夠對我們有所助益。不過在我們進入今天豐富的內容之前，先請老師簡單地分享，你是如何走上宣教之路，後來為何與如何成為一位宣教學老師呢？
邱：1991年，我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讀書，主修光電工程並進行雷射研究。當時上帝給我一個很特別的夢，完全與我的生活還有求學的內容無關。在夢裡，我看到一張海報，海報的邊緣好似有火在燒，感覺是一道緊急召集令，上面寫著我不認識的文字，看起來有點像俄文。不過我倒看得懂上面寫的兩個條件，這是一則徵人啟事，第一個條件是要有農業背景，第二個條件是要學電機工程的人。這兩個條件剛好我都符合，所以我當時覺得非常納悶，醒來後我就問主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那個夢還有前半段：我看到我的房間裡有一堆書，都是雷射光電方面的書。書上站了一隻老鼠，牠穿著博士袍、戴著博士帽、還打了紅領結。我一開始看到牠時覺得很可愛，但是後來卻感覺老鼠好像是在偷竊，牠似乎在偷竊我的生命。接著才是海報的夢，後來我就不斷地尋求上帝，上帝也一步一步引領，所以那個夢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開端。
1994年回來台灣後，那個夢一直縈繞在我心裡。不知為何，我知道這和宣教有關，而且我最初猜想神要我去俄羅斯。當時我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偶然得知中信在辦海外短宣活動，活動名稱為「俄羅斯異象之夜」，我的太太便提醒我，事情似乎正在發生，因為除了這個夢，後來還有很多聖經的引導。於是我便報名參加了這趟西伯利亞的短宣，而這趟旅程也完全改變了我的一生。
短宣回來後，我先去華神接受裝備，由於教會的長老希望我至少有三年牧會的經驗，於是我就邊讀華神邊牧會，畢業後又牧會了三年，才加入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我直到很多年後才恍然大悟，發現這也算是印證了我當初的夢：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把聖經翻譯成某個少數民的語言，那文字我當然是看不懂的。總之，加入威克里夫後，雖然沒有去俄羅斯，但去了菲律賓，回來又做了六年的總幹事。回顧這段時間，看見上帝引導我參與了不同的事工，做了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擔任差會的主要負責人，然後又加入威克里夫國際董事會擔任副主席，直至後來我們又去泰國培訓宣教士，一路走來都是上帝的引導。
論牧會經驗對宣教之必要性
董：在我們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請教老師。由於提到當初在宣教前先牧會了三年，我認為這也是今天很多對宣教有負擔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兩難：到底要把握年輕趕快出去，還是要先在地方堂會累積一些牧養經驗呢？但怕太晚出去，學習能力、語言能力、適應文化的能力會下降，然而牧養教會的經歷似乎又很重要。很多年輕人對此感到困惑，甚至連許多教會領袖都在思考要如何引導年輕人。我知道這一定沒有標準答案，但我也想聽聽老師對這個問題的見解。
邱：我認為，對於比較早信主、甚至是從小就在教會長大、已經熟悉各種服事的人，若他們已領受呼召，也接受了裝備，其實可以不用牧會太久。但如果是第一代的信徒，對教會、牧養各方面不是那麼有概念，例如我就是二十五歲才信主，那麼牧養教會對我其實是有幫助的，一方面是讓弟兄姐妹更認識我，一方面是我比較能夠藉此了解牧者的挑戰、建立教會將歷經什麼階段。不過還是因人而異。當然，如果要做跨文化宣教，能夠越早進工場，在學習語言上面的確比較有優勢。所以後來在華神設立的宣教碩士班，我們稱之為跨文化研究碩士班，其實就是希望把這兩者結合，讓期程稍微縮短，一方面讓教會的牧長和弟兄姐妹清楚知道這名弟兄或姐妹有很清楚的宣教呼召，與一般的道碩有所區別。
教會歷史中各種宣教典範
董：我們其實今天要談的這個題目內容很多，大概包括三個很重要的學者，他們不只是學者，也是實踐者，就像老師一樣，他們也有宣教經歷與背景，並非在學術象牙塔中的學者。第一位就是老師在〈普世宣教的典範〉這篇文章中所提到，上一個世紀很重要的宣教學者大衛．博許（David Bosch），他寫了一本書叫《更新變化的宣教》（Transforming Mission）。這是很厚的一本書，我在大學時代研讀時，記得書中提到宣教的典範不只一種，這無疑開啟了我的眼界。因為我小時候所想到的宣教，就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宣教的典範：一名白人遠渡重洋來到亞洲，穿著當地的衣服、學語言、做宣教士，然而當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才發現回顧兩千年來的教會歷史，存在著不同的宣教典範。在此能不能請老師簡單地介紹一下有哪些宣教典範，以及它們對當代華人教會有何意義。
邱：那本書的確是曠世巨著，無論是宣教神學、宣教歷史，或者宣教思想，都發揮了蠻重要的指導作用。書中所提到的典範轉移，從初代教會起始，馬太是以培育門徒作為宣教的一個典範，從他的大使命或是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經文，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傾向。至於路加福音，由於路加是醫生，特別關注人的身體，或是貧窮、社會中的弱勢，所以他力行饒恕仇敵與關愛弱勢者，從這個角度談宣教，這在使徒行傳裡面也不少。以上都比較偏向聖經神學的領域，但是直到保羅和羅馬帝國這段時間，你會發現他非常地迫切，彷彿主很快就要到了，所以他不願意在別人已經建造好的根基上施工，他要去還沒有教會設立的地方。因此大衛．博許認為，保羅的典範似乎是盡力地邀請人進入這個末世的群體，因為末世就要到了。當然，我們如今知道主再來的時候還沒有那麼迫近，因為後來又經過了使徒教父時代以及羅馬帝國，接下來是中世紀天主教的時代。我認為，由於福音派、包括靈恩派的教會，多是透過洛桑這個平台、宗教改革以後的典範信主的，所以我們的經歷會比較偏向改教時期的典範，例如我們非常重視重生得救、我們所信的內容、解經講道等。
大衛．博許一向都用一節經文來代表那個時代的典範，所以我們的典範比較像是「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為我們很看重福音的內容、看重「信」。然而在此之前將近一千年的中世紀天主教時代，他們則是用各樣方法把異族納入神的國度，於是大衛．博許便採用路加福音十四章23節來形容這個時期，也就是耶穌的比喻：一名國王舉辦盛大的宴席，去外面去勉強人進來。所以他們會不惜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地區，征服後再派遣軍隊或殖民官去管理，當然同時也會派神父、修女或修士去教化當地居民，這比較符合天主教的典範。
我以前在菲律賓的時候，每到一座城市，都會發現他們的都市中央就是一座教堂，接著周邊會有醫院、學校、籃球場。所以天主教比較是以牧區的概念在牧會。我記得當時我到當地做人類學調查研究，和一個天主教神父聊天，我問他「你的教會有多大？」他說「大概三十幾萬人吧。」我覺得不可置信，然而這是因為他是用牧區（parish）的概念在牧會。
典範持續轉移，一路到後來的啟蒙時代，其帶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你剛剛所說的十八世紀，已經是西方的鼎盛時期了。相對於亞拉非三洲，西方不論在科技、教育、法律、藝術等各樣領域，都是遙遙領先。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的宣教使命就是「要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而這更豐盛的生命，似乎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當中也包括我們的基督教信仰。所以這其實帶來很大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正面影響就是讓全球有現代化的科技可以享用，負面影響就是基督教自此與殖民主義和西方掛勾，導致很多地方都覺得基督教就是洋教，是西方人的宗教。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民族主義興起，大家才慢慢發現文化與福音需要有所區隔。帶過去的福音理當像種子，而不是把整顆樹、盆栽等這些文化的外殼通通帶過去。如今進入二十一世紀，無論是在自己的國土裡宣教，或者向第三世界宣教，各個國家其實都已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典範。亞拉非現在也開始在差派宣教士了，所以他們展現出來的面貌，有一些是強向弱，即高向低，但也有一些像是弱向強傳福音的典範。我們現在所處的後現代，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時代。
在「會眾架構」與「使命架構」中取得平衡
董：謝謝邱老師很快地總結了這本書的重要概念。針對博許所寫的內容，其實在初代教會聖經成書的時候，已經有馬太、路加、保羅三種不同重點的宣教觀了，馬太強調以培育門徒來宣教；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我們則看到，除了高舉基督，他們也很看重弱勢關懷、饒恕仇敵與社會正義；而保羅的宣教觀中則帶著一種基督快要再來的迫切感，所以我們要趕快把福音帶到尚未聽聞福音的地方。
在繼續談下去之前，我很好奇的是，如今我們在談宣教的時候，許多時候也抱持著一種迫切感，覺得基督快要再來了，我們要趕快努力。但是也會聽到有些人說，這已經講了兩千年了，若要用這個種方式動員宣教，會不會讓我們再次失望？不知老師在推動宣教的時候，有沒有遇過對方提出如此疑問？迫切感是真實的，但基督還沒有再來也是一個事實，究竟如何要回應這股張力，又不至於落入兩種極端，好讓我們保持健康的力量向前走呢？
邱：我分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一，通常以教會為主體在推動宣教——尤其是宗派為主的教會，不論是本地或外地，他們會比較希望能夠看到自己的宗派教會建立，雖然有時候會被調侃這好像是插旗子，但這其實也無可厚非。在本地或是比較自由的地區傳福音時，這的確會賦予他們一種積極度跟迫切感，當然同時也帶著該宗派與教會在推動宣教時所強調的重點，這在比較自由開放的地區效果較佳。另一方面，差會在推動宣教上所強調的是他們對於未得之民的使命，以異象為導向，所以通常都是以某個異象作為出發點，進而發展出清楚的使命與核心價值。所以他們也比較強調某些民族幾千年來都沒有人關心，他們甚至不知道耶穌的第一次降臨等。我想這兩者需要有所平衡。
我們在宣教新視野裡面常提到會眾架構（Sodality）和使命架構（Modality）的概念。在教會裡，牧者們通常關心的是教會整體的信徒增長，使會眾做主的門徒，在上帝所設立的教會中做光做鹽，但就宣教使命而言，我個人希望看到教會和差會能夠有更多連結，把教會一些優秀的人才差到真正困難挑戰的地方，這可以給教會帶來開闊的視野，使教會的宣教越做越大，而不是越做越小，導致目光狹隘、認為那些遙遠的地方跟我沒有關係。所以，如果一個教會可以著重本地宣教，同時也差派一些上帝呼召的人，去向一些你平常不會想到的族群傳福音，我覺得這可以讓教會裡的弟兄姐妹處在一個比較平衡的張力中。這也和華福「使命門徒」的概念和異象有異曲同工之妙。
董：這聽起來似乎和處境有關。在自由開放的地區，堂會宗派可以用我們所熟悉的方式推動植堂，並透過植堂來宣教。但是在某些艱困地區，特別是基督信仰被逼迫、不能公開聚會的地區，上帝也使用不同的差會在過去幾百年中以使命為目標，跨越組織宗派形式來宣教。至於會發展成什麼樣的堂會，就看上帝如何帶領以及與當地處境的互動。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在於，這兩者不應該是對立的，教會不應該只看重自己本地的需要，而忽略其他未得之民的需要，但也不應該只派少數人去關心遠方的需要，卻對本地的百姓漠不關心，這兩種極端都很可惜。如果教會在本地就看到福音的需要，甚至是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需要，本地就能成為一個培育更多人至遠方宣教的搖籃，而不是將宣教視為只有少數屬靈精英才會被呼召去做的事情。同時會眾也需要抱持著預備宣教的心態，但到底上帝要揀選誰去、去哪裡，都是上帝的主權而非人為的操控。所以我們需要有這種差會與地方堂會之間相輔相成的宣教策略和宣教觀。
邱：這就是心中的純正還需要手上的巧妙。所謂手上的巧妙，就是制定宣教章程。由於更正教教會比較容易呈現各自為政的狀況，有時候堂會裡的長執會擁有非常大的權力，可能新的長執出現，就推翻了以前的宣教策略或方向。所以地方堂會需要制定出清楚的章程，不至於讓少數人隨意更改。要在本地和遠方宣教中取得平衡，就需要把它變成一個治理模式。我認為台北信友堂和石牌信友堂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好，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典範。
董：除了初代教會的這三個典範之外，我們華人教會比較熟悉的就是西方教會在中世紀羅馬大公時期的宣教典範，也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23節所提到的，天國宴席要勉強人進來，所以可能會用我們今天看起來甚至是暴力、不公不義的手段。但我們也不能說那都是天主教的事情，因為我們新教在宣教上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我不是指我是西方人，而是我們都是大公教會的一份子，所以我們不應該有所切割，認為那是他們的錯，不是我們的錯。
後來進入宗教改革時期，老師也提到羅馬書一章16節中「福音的大能」成了我們的宣教典範。老師剛剛提到的時候我也覺得很有共鳴，因為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段經文，我在各地不論是談宣教、福音、門徒訓練，大多會回到這段核心經文，可見我的骨子裡也受到新教宣教典範極深的影響。
到了十八、十九世紀，也就是西方在他們政治經濟軍事的巔峰時期，宣教的典範就是約翰福音十章10節：「耶穌說，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好處就是隨著宣教，當地生活也得以改善，但負面影響就是一不小心，我們就把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與歐美的樣貌或標準劃上等號，所造成的混淆，導致我們到今天都在面對這個難題，很多地區一講到基督教，就以為那是洋教、是西方的宗教。其實，除了西方教會傳統，還有我們無暇提及的東方教會，即希臘東正教以及整個東正教會帶來的傳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讀《更新變化的宣教》這本書。
穆斯林處境化與交流光譜
董：另外還想跟老師聊的話題是全球教會——特別是華人教會——在宣教討論上的趨勢，過去在1974年的洛桑福音大會有許多宣教學者提出10/40之窗的概念，也就是北緯十度到四十度之間有許多未得之民，而當中又有許多是穆斯林群體。後來因著九一一事件，人們——特別是基督徒——似乎對穆斯林群體產生一種很有情緒的反應，不論是迫切渴望把福音帶給穆斯林，還是把穆斯林視為極端主義的代表（但是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群體都有極端和溫和，不應該如此粗暴地劃分）以至於向穆斯林見證福音，成為過去十幾年來全球教會開始看重的議題。老師在〈普世宣教的典範〉中提到，其實穆斯林群體也呈光譜分布，你特別引述了約翰．特拉維斯（John Travis）這位宣教學者的觀點，從C1到C6 描述光譜上不同的穆斯林。在此能不能請老師簡單介紹這個概念？
邱：約翰．特拉維斯所謂的C1到C6，C就是「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處境化的光譜。延續我們剛才提到的宣教典範轉移，C1就是把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從他們所屬的群體跟文化群體中拉出來，進入西方式的教會。有時候因為他們所面臨的逼迫太厲害，甚至會被殺，所以宣教士就把他們送到美加紐澳等自由地區，但是這樣一來他便完全沒有辦法影響他原來的群體。所以有些人便開始思考，我們是否能更加靠近他們的文化，於是開始用阿拉伯文、波斯語、或是當地的語言來敬拜，也容許他們的服裝、部分風俗或精神。當你把光譜一直往右推到C3、C4的時候，也代表你容許更多的穆斯林文化元素進入教會，屆時也不需要有西方的樂器或是教堂，你們或許會坐在家中的地板上聚會，甚至用擺古蘭經的架子來放聖經。而當我們推到最極致的C5、C6時，當中有一些人可能會說，他們不需要離開清真寺，他們就在裡面一起敬拜，但是拜的是耶穌而不是拜阿拉或是穆罕默德。光譜上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穆斯林地區，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它的處境，所以我們在討論穆斯林歸主或是穆斯林歸主運動的時候，需要把這個光譜放在我們的腦子裡，因為它不是單一的聚會形態。
董：所以C所代表的是contextualization，即處境化的程度。C1就是最低度的處境化，基本上就是把我們所熟悉的教會樣貌搬到當地，進而建立教會，希望當地的穆斯林在接受福音之後，可以完全加入一個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或東亞、東南亞的教會形態。C2則是更加地處境化，所以我們需要適應與了解本地。隨著C3、C4在光譜上不斷延伸直到C6，表示你可能完全不需要脫離現在的宗教群體，但是你知道你敬拜的對象改變了。老師也提到，從C1到C6各有各的優缺點，很難說哪個正確，因為這和處境有關。在有些國家，你就是無法用C1，而是需要處境化；但在有些國家，你明明可以很自由的建立教會，若硬是要用C6，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宗教混合主義或高度的妥協，所以每一個模式都有它的價值，因為它的處境不同。
另外我想請教老師是，在過去這一二十年中，穆斯林歸主運動正在發生，例如伊朗的教會正在快速的增長。通常我們聽到這消息，立刻想到的就是以C1的模式在增長，因為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教會模式，即大批穆斯林成為基督徒，然後大量地植堂、建立宗派。然而我所好奇的是，以老師的了解，我們所謂的第一個穆斯林大量歸主運動是真的嗎？再者，如果是真的，它大概是以什麼樣的形態出現呢？
邱：大量歸主通常都不是人手所做的，通常也跟宣教士的小小努力沒有關係。例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何梅尼回到伊朗以後推動政教（伊斯蘭教）合一，起初他們也很興奮，覺得自己在清除西方毒素、建立一個用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統治的國度。然而當這種意識形態強到一個程度，通常都會扼殺老百姓的自由，變得非常律法主義和精英主義，最終走上中央集權之路，壓迫老百姓的生存。而穆斯林大量歸主，跟這樣的壓迫是有關係的，因為當你真的按照字面來實行伊斯蘭律法統治的時候，婦女的權利一定會被壓迫，自由的思想大多無法萌芽，經濟也會隨之衰退，所以老百姓終究會開始反彈，以至於他們會渴望和外界接觸，尤其是那些在海外有他們國家僑民的地區，通常會首先發難，例如伊朗。
伊朗在1979年何梅尼革命之前，他們留學美國的人數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名，第二名才是華人，所以他們有非常多海外的影響力，也會想辦法去影響他們在伊朗的家人。尤其是後來ISIS伊斯蘭國的成立，也促使全世界眾多的穆斯林開始懷疑，如果這就是伊斯蘭教，那我是不是信錯了？所以這完全不是宣教士的功勞，而是上帝容許它發生。基要主義發展到一種極端，連溫和的穆斯林都看不下去，甚至愛資哈爾大學（Azhar University）當時還發表公開信，表示反對伊斯蘭國的這些做法。目前有一些在中東的基督徒學者，他們在這股風潮中研究伊斯蘭的歷史、其他伊斯蘭學者的意見，並且協助整體穆斯林社群（Ummah）採取比較溫和的策略，而不至於走向基要主義、恐怖主義等極端。他們因為對古蘭經、對伊斯蘭學者如何解釋聖訊和經典等不同立場也很清楚，所以開啟了另一個層次的對話。這和我們隱姓埋名或前往創啟地區、低調的宣教士做法又不一樣，所以目前有許多不同層面的接觸與宣教方式。廣義來說，這也是一種宣教，畢竟在基督再臨之前，我們大概不可能完全把其他宗教都消滅掉，而且這恐怕也不是耶穌所樂見的。所以我們還是會需要了解伊斯蘭在信什麼、佛教、印度教是怎麼樣，他們的屬靈操練又是什麼，在這個對話基礎上去活出光和鹽，以及我們基督信仰獨特的部分。不過這已經隸屬於馬丁．阿卡德（Martin Accad）的SECAP光譜，跟C1到C6又有所不同了。
董：在我們談及馬丁．阿卡德的SECAP光譜從D1到D5、與穆斯林交流的不同方式之前，我想先回顧一下老師剛剛所講的內容。首先，我們今天看到穆斯林大量歸主的運動，或許不是我們做對了什麼或宣教策略很成功，背後其實是上帝的手在工作，誠如使徒行傳中，門徒只是乘著五旬節的浪潮與上帝同工。如今，不論是透過外在國際政治形式，或是許多文獻指出有大量的穆斯林因為異象和異夢而歸主，這些都是神所興起的大環境所致。第二，老師也提到宣教有許多不同的層次，除了我們一般想到的隱姓埋名、進到當地傳福音、建立教會以外，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基督徒與穆斯林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以如此對話為基礎，進而見證福音。接下來我們也想談談如何與穆斯林交流，也請老師簡單說明馬丁．阿卡德對此所提出從D1到D5的光譜。
邱：D1是「混合主義」（Syncretisticism），認為條條大陸通羅馬，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等，這個是我們想要避免的。第二種叫做「共存主義」（coexistentialism），畢竟大家都活在同個地球上，太多宗教上的軍事用語，容易帶來誤解，尤其很多術語背後帶著許多意涵，若你不是那個圈子裡面的人，便容易聽不太懂這些行話，例如聖戰、把迦南人滅盡等。所以這是需要對話的，例如當我說「神的兒子」時，指的不是性關係產生的兒子，而是屬性上的相等和傳承。若要共存，就必須透過對話把關鍵字詞講清楚。而光譜的右側則是「攻擊式」（polemic）與「護教式」（apologetic）的交流。攻擊式交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傑．史密斯（Jay Smith），他常常和伊斯蘭的學者大辯論，指出古蘭經當中的錯誤。還有科普特（Coptic）教會的撒迦利亞．博特羅斯牧師（Father Zakaria Botros），他總是穿著黑袍、戴著十字架，用阿拉伯文佈道。他對於那些已經歸主或準備離開伊斯蘭信仰的人是有幫助的，因為他們想要知道伊斯蘭錯在哪裡，以及基督教信仰為何。然而如果你沒有豐富的宗教背景，我比較不建議以這種攻擊別人宗教的方式與對方交流。相較之下較為溫和的是護教式的交流，例如別人問我們為何拜三個神，我們說明這叫三位一體，解釋我們經典中的內容，就像「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而馬丁．阿卡德所提出的中庸之道，叫做「宣揚式」的交流，這種方式不但有對話，還能藉由各種平台和對方接觸，例如扶貧、難民協助等，而且總是帶著愛，讓別人看出基督徒並非好戰之徒，而是真正活出耶穌的教導。這代表你不能夠被激怒，但又要言之有物、裡外一致。我相信這也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
總歸來看，從D1到D5，也就是從混合主義一路到攻擊式交流，而宣揚式的中庸之道就是D3。宣揚式的交流適用於許多不同處境，目前有許多穆斯林已經透過上帝賜下的異夢、異象歸主了，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門訓，而不是佈道。如何帶領他們逐漸進入基督豐盛的國度，是目前很多穆宣的工作重點。
董：簡單概述所謂的D1到D5，D1就是「混合式」的交流，認為各個宗教都是殊途同歸，本質相同，只是處於不同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但這是我們應該避免的做法。第二種是「共存式」，即我們需要彼此澄清某些關鍵字詞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我們可能用了同樣的詞語，但雙方腦中所想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三個就是老師特別提倡的「宣揚式」交流，我們不但要傳福音，更要活出福音；我們不但要傳基督，更要住在基督裡。以至於人們在跟我們的互動時，能夠在基督徒群體中看到我們所傳的基督，以及福音帶來的影響力。第四種是「護教式」，也就是根據聖經捍衛我們的信仰。第五種「攻擊式」就是公開的論戰，雖然它仍然有其價值，但是你要確定你真的了解自己在講什麼，否則可能會造成反效果，甚至有損基督徒的形象，所以這並不適合每一個人。所有當中以老師提倡的中庸之道D3，是每一個基督徒都適合採取的方式。
教會與差會緊密合作，使宣教扎根
董：我們今天聊了很多，從兩千年來教會的宣教典範，以及看待穆斯林的光譜，到如何與穆斯林交流。最後我想請問老師，對於今日華人教會越來越看重宣教，特別是穆宣，老師有何想法和建議，使我們不只是停留在討論的階段，而是能夠往前走呢？
邱：我比較希望看到深深扎根的宣教，如果要做跨文化宣教，一定要學語言，一定要認識當地的文化和他們的宗教信仰、世界觀，才能避免雞同鴨講，或是把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別人身上。第二，創啟地區的處境通常比較困難，宣教士如何在當中保持自己活潑的靈性，是相當重要的。其次就是藉著團隊活出美好見證，最後才能開展事工。談到事工，當然最基本的還是一對一的接觸，所以如何在這些個人接觸中繼續保持友誼、保持對話，並且活出基督的樣式，是相當重要的。再者，就教會層面而言，差派教會對宣教要有正確的理解。我希望教會能夠在章程上有明確的規定，不要因為宣教士去到當地好些年卻看不到大量信主或建立教會，就把他的預算砍了、把宣教士召回來等。總之，希望教會對普世宣教的整體認識也能夠一起提升。
董：老師提到的這些面向，我覺得都非常關鍵。第一個是深深的扎根，要理解當地的語言文化和他們的世界觀。第二個是在宣教中我們需要保持個人生命、靈性的活潑，才不會因為困難挑戰太大而耗竭。第三個是團隊的見證，我們不單單要講福音，而是同工團隊如何活出福音。第四個是就事工開展部分進行個人的友誼對話，活出基督的樣式。第五個是針對教會層面的提醒，我們不能夠直接將我們本地的處境套用在宣教處境，因為我們評估宣教士的方式，會影響宣教士在當地的工作方式。
我最後也想請教邱老師，就教會來看，雖然知道不能用本地的標準來衡量跨文化宣教士的事工，但可能還是需要一套衡量標準，才知道我們是否負責任地使用弟兄姐妹的愛心奉獻，對此老師有什麼想法呢？
邱：我心目中比較理想的一種典範，還是教會和宣教差會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一個制度健全的差會是有評估標準的，當中有監督、有鼓勵、有培訓和建造等。在創啟地區的服事，是教會比較沒有辦法做到的，所以教會在某程度上需要相信差會從神而來的領受，然後把自己視為普世宣教大使命的夥伴。我知道有一些教會看重績效管理，這在本地沒有什麼問題，畢竟教會本來就需要評估標準，然而在海外，尤其是比較困難的地區，可能需要和差會一起同工，彼此多多對話與互相了解。
董：謝謝老師。我覺得老師有回答到我的問題。與其教會自己成立一個委員會，制定衡量標準，但教會仍然不了解當地的處境，所以教會應該去尋找值得信任的差會一起合作。就差會的角度來看，這也代表差會有責任也需要好好思考如何評估、裝備與支持遠方的宣教士，同時也幫助宣教士與教會溝通，讓教會知道宣教士的狀況，如此一來或許才是一個更健康的方式。
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樣都聽得津津有味，但盼望我們聽完之後不只是滿有共鳴，而是我們每一個人不論身處哪一個崗位，都至少能夠開始為穆斯林群體來禱告，並且問上帝「是我嗎？」「祢有差遣呼召我，或者我們的教會群體 來支持遠方的福音工作嗎？」但願今天的分享不只是停在知識的層面，而是我們的生命也被上帝挑旺，甚至領受一個新的異象。
相關資源：
1.〈普是宣教的典範〉，邱顯正
2.《更新變化的宣教》（Transforming Mission），David J. Bosch
文字記錄：秦蘊璞姐妹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