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07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蔡家存老師：絲路宣教的歷史與當代的反思
嘉賓：蔡家存老師（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
主持：董家驊牧師
研究宣教學之路
董：絲路是一條連接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的古老貿易路線，在兩千多年前漢朝的時候正式被建立起來，而隨著絲路所帶來的不單單是商品貨物的交流，也帶來思想的交流，包含基督信仰，也曾透過絲路傳到過華夏文明。而今天我們邀請到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宣教學的蔡家存老師，探討過去這一百年當中，中國教會是如何希望透過絲路把福音重新傳回到耶路撒冷的宣教精神，以及當今華人宣教運動的發展和一些評估。首先請老師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跟你是怎麼走到現在在做的事情。
蔡：我已婚，有兩個兒子，一個2歲，一個6歲，我主要的事奉崗位是在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擔任博士課程的教務主任和宣教主任。
董：你在開始讀神學的時候就想要研究宣教，那是怎麼走到現在教神學，特別是宣教學的呢？
蔡：一開始有這方面的呼召，所以在神學院念道碩的時候就主修宣教學，之後籌備結婚，回到教會做牧養的工作，之後有機會回到神學院進修，以及在宣教學這方面參與服事。
絲路承載華人教會從古至今的屬靈負擔
董：我讀了你的博士論文覺得很感興趣。你的博士論文的題目叫做《The Gospel Travels Along the Silk Road Again》，福音再度沿著絲路傳播，可否解釋一下你為什麼會寫這個論文，以及這個題目的意義是什麼？
蔡：我們在神學裡面有講到一帶一路或者是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寫論文的時候就想到這樣的題目方向，想說藉著絲路再次思考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運動，以及怎麼跟國內教會一起配搭回應宣教。
董：絲路作為一條貿易的通路，過去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可能想到的都是貿易政治，很少把它跟宗教信仰，甚至是跟普世宣教連在一起。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到底絲路的歷史與教會的宣教運動在歷史當中曾經是什麼樣的關係？當我們在談「again」的時候，到底在這之前，絲路跟普世宣教的關係是什麼？
蔡：這個題目不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主要是我的指導教授，他建議我寫這樣的題目，當然我也非常地認同，用「again」就是說再一次透過絲綢之路，看見宣教運動發生。以往在中國的宣教歷史當中，我們看到有景教，或者是在學術上比較正確的稱呼是敘利亞東方正統教會，他們把基督教信仰沿著絲路一步一步地走，透過貿易把信仰帶到中國。而在這個歷史中，我們看到大概是十四、十五世紀的時候，航海業開始，義大利或法國，他們透過航海再把天主教的信仰帶到中國，甚至我們說新教馬禮遜也是藉著貿易權把信仰帶到中國。但真正絲綢之路是屬於陸路的，可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絲路」其實也包括了海路、水路，它其實變成了一個象徵symbolic，而不是一條很具體的道路。
董：所以你指的「絲路」就是沿著現在中國新疆這條路通到中東到歐洲，也就是東亞跟中亞與歐洲之間的貿易之路。
蔡：對，當然在中國的教會歷史、宣教歷史當中提到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當時候的先賢是很具體的，就是要透過這條路去到耶路撒冷，這可能也包括了當時候人們的認知，認為我只能夠沿著這條路線去到那所謂的未得之民比較多的地方。但是今天我們看傳回耶路撒冷的運動，它已經不是一個用地方來連接，或者說不是一個很具體的地方，更像是華人教會的一種異象，是要把福音傳到未得之地。
董：當我們想到中國教會的宣教運動，可能其中一個常常出現的名詞就是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運動，這個可能是上一個世紀西北靈工團跟許多當時的前輩，他們有這樣一個負擔，就是沿著古絲路從中國的西北一路到耶路撒冷，其實這當中主要是穆斯林國家，那麼他們看到這一塊福音的需要，他們好像就領受了一個這樣的異象，要把福音要傳到中亞、西亞，然後一路傳回到耶路撒冷。
蔡：對，我想華人教會今天還有這樣的概念，可能很多時候提到未得之民第一個想到就是穆斯林群體，或者是在世界新聞中看見穆斯林群體很需要福音，所以後來教會就投入很多時間在這樣的宣教行列中。
借鋻歷史重新定位今天的中國宣教運動
董：在你的論文當中，也介紹了近代在中國的一些宣教運動，相信你在研究的時候也參考很多文獻，也訪談了不同的人，能不能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跟我們介紹一下近代中國的宣教運動。
蔡：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學者，更像是一名觀察者或者是一個伴隨者。因為我們認識一些同工，並跟他們長期的配搭。華人教會的同工在不同的地方服事，也在學習怎麼去構建，合適當地文化的一些宣教策略，或者是動員，或者是怎麼建立本土化的差會，所以是一個很興奮的時刻，也因為真的聽到有很多這樣的聲音，看到很多這樣的行動。
董：我們也看到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宣教運動，也談到所謂的2030的宣教運動，與回到耶路撒冷的宣教運動，這兩個宣教運動是同一件事情還是不同的事情？
蔡：它可以是同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不同樣的事情。從同一件事情來說，剛才提到的這不論海外還是國內的華人教會的DNA，華人教會的圈子都會談到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當然以往有人說到它好像只是一句口號，並沒有什麽很好的果效，但是我想它至少達到了一個目標，就是它可以動員起華人教會，有這個宣教異象。而這跟2030運動肯定是不一樣的東西。第一，參與者、動員者、領袖一定不是同批人，而且現在新的時代對宣教學的認識，或者是在個人對聖經的認識上，各個方面都在成長，所以它們是不一樣的。但是兩者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向，為了這個大使命，為了傳福音給未得之民。
董：隨著中國教會越來越多的人才投入在神學教育上面，而不論解經的深度，還是借鑒於西方教會，站在西方教會的基礎上對聖經的詮釋，我們現在看回到耶路撒冷的福音運動的時候，在神學的解釋上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就是説到底福音是傳到地極的。我看到你的博士論文當中，在訪談的裡面也有受訪者提到說，過去認為說福音是從耶路撒冷傳到歐洲，再從歐洲到北美，北美傳到中國，亞洲東亞再從東亞傳回耶路撒冷好像完成一圈，但是牧者也提到說，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這是有點西方的思維，就是站在西方教會的角度，因為當年的福音遍傳的時候，第一世紀的福音遍傳，福音不只是從耶路撒冷傳到西方，福音也傳到南邊的非洲，也往東傳傳到今天的中亞、西亞，所以過了四、五十年回過頭來看的時候，當然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甚至說其實是不是有討論的空間，這到底在神學解經上面是不是唯一的解釋？
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年真的有一批前輩因為領受了這個異象，他們真的拋頭顱，灑熱血，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宣教，而他們生命的榜樣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華人教會走上宣教的路。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回顧歷史，我們一方面需要帶著一種反省的眼光，但一方面我們也要理解，在當時處境中的人跟我們今天看待世界的眼光角度是不一樣的，我們也不能夠全然用今天的眼光角度來否定當年的一些判斷，跟一些決定。
蔡：就算福音來到中國，也都是因著西方的宣教士，這也無可否認，當我們談到宣教的時候，很多時候都受到西方的影響，特別是當我們談到宣教學，我們要導書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以那幾本從西方而來的書籍作為主要的參考。但是同時我們也考慮到，有的書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與今天華人教會的情況大有不同，我們可以借鑒於他們過去的經驗，同時依據我們今天在神國度的定位，按照我們的恩賜、我們的資源來回應大使命。
擁有跨文化經驗是華人宣教的優勢
董：講到這個，我就想跳脫中國教會的宣教運動，來談談整個華人教會的宣教運動。因為我知道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的王美忠院長其實常年以來也很關注這一塊，也投身也做了許多的工作。家存老師跟著王院長也參與了很多服事，也請你從你的角度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怎麼看今天的華人宣教運動的發展跟你的一些評估。
蔡：我覺得是有幾點，第一點，今天當我們說華人教會的宣教運動跟過往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的宣教運動都有不一樣，就是我們華人有一個優勢，華人在世界各地幾乎都可以有教會，因為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找到所謂的「Chinatown」， 你都可以找到有華人的地方，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優勢，當然我不是強調華人是最後一棒。而且很多地方華人都會兩三種語言，有跨文化的生活經驗。
另一個可能要注意的方面，就是我們都知道宣教是什麽，但是做起來的時候，比如說要差人，要動員人，真的是去宣教的時候，這一塊就相對比較少了。我們的宣教更多的是禱告，透過經濟上的支持奉獻。這些都是好的，這些都非常需要，但是我覺得我們華人教會可以做得更深、更廣、更多。
董：你提到第一個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參與上的一個優勢，就是華人為了賺錢，為了生活，為了做生意，其實是我們已經遍佈世界各地了，當然不完全是這樣，有些也是被動的，比如說清朝末年很多人是被騙到歐洲北美做移工，但是他們的後代其實也都在當地生根，今天很多各地的Chinatown都是當年的一些歷史的遺跡，但是不論如何華人的長相皮膚甚至文化飲食習慣，好像它本身就已經遍佈在世界各地，其實也包括非洲、中南美洲。然後你也提到，散居的華人有另外一個優勢，就是某種程度它還保存了華人文化，但是隨著在聚居所在地的時間越久，他對本地文化吸收接納，同時具備當地的語言文化，所以到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華人教會的優勢就是他有一種跨越文化的資本，不一定代表他是一個願意跨越文化的人，可是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是有很好的一個裝備跟恩賜來做這件事情的。
蔡：我們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的，透過歷史或者是觀察的現象來說，世界各地確實都有華人，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partnership」，可以有很多的連結，你只要找到華人教會，很多時候華人這層關係就很容易連接上。
今天的差傳宣教需要被重新思考
董：我也問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以上這些都很好，而且我都同意，但是據我自己過去在北美教會十幾年的牧養經歷，以及到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就是散居在各地的華人其實內聚性非常強，也就是我們建立的教會，很多時候可能要等到第二代第三代如果還存在的話，才會更刻意地去向非華人，甚至是非我同個語言的華人來傳福音，來分享。好像上帝給了我們這樣的恩賜，也給了我們這樣的潛力，但是從我的觀察，我們的潛力恩賜有的時候並沒有真的被使用，好像被埋在土裡面一樣。也許我只是觀察到很少部分，我的觀點可能是bias（偏見），如果我的觀察不是偏見的話，老師覺得華人教會到底要怎麼突破這個困境？
蔡：我想有兩個的角度可以回答，第一個就是當我們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其實why not？因為在宣教學裡面我們講到一個概念：homogeneous unit（單元個體），就是在向你的同族人來傳福音是更加有果效的，如果我們還是注重我們同一個民族的去傳福音，那是好的，而且我們在做宣教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希望說當地人能夠興起結伴，很會有很多的indigenous movement（原住民族運動），其實這個movement就是我們華人教會在做的東西。
第二個，今天我們要重新思考差傳。當然還有很多地方沒有教會，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已經有教會了。今天我們的差傳是差派個人去跨文化，還是有近文化的教會，是可以在裡面參與動員，也包括我們談到宣教士的時候，例如他們的生活需要這些，其實很多東西我們都需要重新思考。當然我們有一定的答案，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做，但是我們需要很刻意地去問這個問題，而不是必須地說我們要派宣教士，我們就需要跨文化，我們就去做。但是實際來說，我們應當怎麼去重整策略還有資源。
董：老師剛才提到了一個很關鍵的重點，就是說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當然這也包括跟全球的處境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包含基督教的重心可能已經從歐美轉移到非洲、亞洲跟東南亞，還有中南美洲。另外一部分隨著全球化的出現，過去我們想到宣教就是差到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以前看宣教士的傳記真的就是一輩子待在那個地方，有的時候就是死在那個地方，都沒有機會回家一趟。今天的宣教士的生活可能跟當年很不一樣，可能每個禮拜都可以跟本地的家人視訊一次，當然這有好有壞，有人說這讓他們有更多的支持，一方面說會不會讓宣教士更難融入本地的生活，很多事情的確需要重新思考。
認可、交流、共享——以成全的心去成就彼此的事工
董：從老師的角度，你覺得對華人教會而言，有哪一些你覺得需要重新思考的點？我要先説明，我們在這邊腦力激盪，其實有一定的風險。但是我覺得我也想邀請聽眾跟我們一起thinking outside the box，因為我覺得我們需要往前重新思考「innovate」創新這個字，甚至period on shift（時期轉換）的時候，一定會有一些點會讓我們不舒服，因為它改變了我們的思考習慣，而且我們接下來要聊的東西未必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們很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來把「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裡的大象）可以談一談點出來，至於我們講的東西會不會是最後最好的做法，真的不一定。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有空間可以來談這些話題。
蔡：謝謝董牧師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時候我也講說年輕就是好，我們就可以很自由地分享，這樣子我們可以從錯中學習。我覺得我們先認可大家都在做的東西，我們先不去評論做法對錯，其實每個人都有好與不好，更多時候是我們彼此地祝福，彼此地成全，一起的同工，因為我們有同一個目標，就是為著神的國度來事奉。當我們成全彼此去做各自做的事情時，我們可以進入到第二個階段，就是更多的networking（人脈網絡），更多的夥伴關係。因為其實就是我們華人最在行的地方，我們要把它用出來，而當我們一起能夠聚集連接的時候，我們可以更多的共享。我想這個是華人教會在動員宣教的時候比較弱的環節，我們去不同的會議，但是我們很少看到華人領袖的聚集交流，所以我想鼓勵大家一起來喝茶喝咖啡。現在網路都很方便，透過Zoom可以做很多的東西。
董：所以家存其實你提到了三個，第一個是我們可以各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做法。但我們能不能去學習看到跟我們不一樣的人，他來做宣教的方式仍舊有我們值得認可跟成可以成全的地方。因為未來的時代真的太複雜，變化太多，如果教會的宣教策略只有一個樣子，大家都做同樣的策略，其實處境一改變可能就全沒了，但是正因為教會是那麼多元，上帝給教會的恩賜是那麼的豐富，所以我們不需要抓住一個方法說只有這樣子才是對的做法。
第二個其實你提到「networking」，其實我們的文化就是喝茶聊天吃飯，這是我們的一個文化，説明我們很明白關係的重要性，華人教會領袖在宣教的夥伴關係當中，我們也可以去建立這樣的關係。當然反面來說，我們也需要放下很多的自我中心，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山頭，或者是把我們的價值跟我們所做的事情綁在一起，因為一旦綁在一起的時候，很多時候開始就會劃分這是我的事工，這是你的事工。
第三個你提到的是共享，可能共享比network又更進一步，我們不只是聊天，而是看到有什麼是我可以分享出去的，而且是不為了要得到他人的回報，我才分享，是我主動分享出去的。
蔡：我想我們可以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策略，就好像身體有很多的肢體，每個人的恩賜，每個人所在的地方都不一樣。當然我們一定是以耶穌基督為頭，就是為了傳福音，宣稱「Salvation in Christ Alone」的目標。在共享的環節中，我們需要去思考多元層次的領導的角度，比如說占領山頭是第一把交椅的領袖，可是第二層次第三層次的領袖是願意去共享的。所以我們怎麼讓多個層次的弟兄姐妹在機構裡面或者是在領導方面，可以彼此地建立這樣的關係。比如說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想辦聚會或者是什麼活動，我們都要第一把交椅的批准，但是其實執行的是第二第三層次的領袖，或者是更年輕的領袖這個層面，所以我們也要關注到新一代領袖的需要。
董：你提到了一個很關鍵的點，好像檯面上的領袖的合作是很重要，可是我們也不能夠忽略上帝的整個身體，包括一個教會一個機構，其實也都不是一個人的，而是一群人的，所以不同層次的同工之間還是有很多共享合作的空間跟機會的。
蔡：很重要的是，我們至少要以成全的角度去願意溝通，就是說 let come together，我們能不能夠一起來討論，一起來分享。我想也因著這樣的理念，所以我們的神學院很多時候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事工，有很多的夥伴關係，或者是跟不同地方的團隊建立關係。
培育下一代是教會傳承共同的重要課題
董：今天華人教會的宣教，特別在疫情這三年之後，表面上來看就是短宣出不去，很多教會也陷入堂會自己生存的掙扎。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因為出不去，大家都走線上，也有很多宣教動員的機會，很容易聚集一千、兩千人，各有各的優缺點，線上可以聚集很多人，可是你不認得這些人，所以散了之後可能你也很難評估這樣的聚集實際上帶來什麼樣的果效。可是不論如何，好像教會都還是在動盪當中繼續往前。你覺得這三年的疫情對於全球的華人教會，特別是你觀察到了處境，東南亞的華人教會，你覺得在宣教上面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是帶來什麼樣新的挑戰跟機會？
蔡：我想怎麼面對一場危機，確實是因著每個人的處境，或者是每個人的態度、方式都有關係。在這一場的疫情當中，我想是進入了一個去中心化，又是中心化的時代。去中心化是指很多人可以開始做各自想做的東西，比如YouTube出現很多的課程。中心化是什麼？像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找最好的講員，我們可以很方便，不需要考慮機票，不需要考慮他的住宿，只要他時間可以，我們都可以請到，所以它同時是一個中心化的情況。華人教會肯定是會掙扎，可能糾結年輕一代的到底去了哪裡，或者特別是一些教會比較興旺的年輕一代的就會往那個方向去，就算他不是實體，但是也可以透過網路去到那邊。同時我們要思考牧養新的一代要興起來，或是成為一個忠心的門徒，我想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一個挑戰。
董：不論在講到共享的時候，還是談到疫情當中宣教未來的時候，其實都同時談到下一代的重要性，跟教會也面對到一個危機，好像下一代至少在很多的地方得到的一些資料都不太樂觀，就是我們的年輕一代正在離開教會。
蔡：當我們看歷史的時候，其實會發現當時年輕的一代很早就獻身服事，或是從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服事的種子埋在他們生命裡面，到了他們成長歲月的某一個階段，可能出來過工作之後，還是人生碰到什麼問題的時候，他那顆種子突然間長起來了這樣的情況，所以年輕一代的培育動員，無論是宣教還是教會，其實都是必須關注的一個的課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比如說神學院，如果沒有年輕人來念神學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要開始思考了，我們需要回應，我們需要做什麼。馬來西亞其實是有很多的宣教機構在這裡，一眼望過去，我們說大概在十年或二十年裡面，可能80％的宣教士就要退休了，新一代中能夠投入委身在宣教的這一代在哪裡？無論是機構，無論是差會還是教會神學，都是我們需要去關心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跳出學術陷阱，靈活回應聖靈的引導
董：講到最後我也想聽聽老師的一個看法，就是世界華福中心我們也在討論華人教會的宣教典範。過去，我的mentor馮浩鎏醫師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說從他的角度來看，18世紀好像是一個「跨洋宣教」的典範，就是當時的基督教中心是在歐洲跟北美，所以當時的宣教是從北美歐洲坐船到亞洲、非洲、中南美洲宣教。到了19世紀沿岸的城市基本上都有教會建立的，可是很多這些非洲大陸亞洲大陸的內陸卻仍舊是福音還沒有進去的，所以19世紀稱它叫做一個「內陸宣教」的典範，包括中國內地會的成立，非洲內地會的成立都在那個世紀，福音從沿海進入到內陸。
到了20世紀，其實有一段時間教會已經也覺得說是不是宣教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因為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有教會，但是1974年的洛桑會議提出來的未得之民似乎又是一個新的典範，重新給予全球的福音派教會一個宣教的動力，就是我不只是每個國家都要有教會，不只是沿海內陸都要教會，而是每一個不同語言文化的民族當中是不是都有教會。現在21世紀，這樣的典範似乎又在經歷一個處境的變遷，帶來一個很大的壓力或者是張力。隨著全球化跟人口的自然流動，我們發現已經越來越難區分到底什麼是「people group」（族群）。因為族群本身也是一個流動的概念，隨著全球化其實有很多的語言正在消失當中，很多的文化正在不斷地跟不同的文化接觸之後融合成新的文化，所以21世紀似乎我們又在一個宣教典範的轉移變遷當中，因此其中一個可能的典範可能就是我們今天談到的「Diaspora Missiology」（散聚的宣教學）。其實我們不單單是看到傳統的地理位置的差別，更是聚焦在人跟流動中的人。宣教如何能夠去看到說這些流動的人口是我們宣教的對象，同時流動的人口也是我們宣教的生力軍、宣教的軍隊，我不知道老師對於這一塊你有什麼想法嗎？第一個就是說你是不是看到說其實這是一個「Emerging paradigm」（新興的典範），還是你覺得其實也不是，另外就是我想聽聽你對於整個Diaspora Missiology的看法。
蔡：我想首先我們當用這樣來定義的時候，我們會落入一種西方的或者是學術的圈套裡面，就是說我們想要去定義，可是永遠都沒有最好的一個解釋，所以需不需要給你定義？我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弟兄姐妹，每一個領袖同工，一個很重要就是忠心去做上帝呼召，忠心去用你的恩賜去回應大誡命、大使命，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想在這個時代定義「散聚」，它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是可以，但是慢慢地人也會定居下來，定居下來後又會是一個什麼東西，比如你要怎麼去定義華人，今天你可以是在一個地方出生，在那個地方讀書，在一個另一個地方結婚，然後又在另一個地方工作，然後可以是有不同的語言，所以我們要怎麼定義什麼是華人。在這樣複雜之中的一個大環境， 「Diaspora」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可以定義的東西，就說在這樣情況就屬於是。但是散聚裡面也包括很多細節，有一些是被動的，有一些是主動的，就算被動和主動裡面散聚也有很多的層次，他散居多久年，他派去做什麼東西都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像我的mentor，他就是在非洲做流動群體的事工，他怎麼跟非洲教會配搭來服事在非洲的華人，甚至在非洲教會裡面有華語的崇拜。所以上帝給我們什麼機會，上帝給我們恩賜，上帝給我們什麼事工，我覺得我們就忠心地去做。
董：我可以這樣理解老師的回應。第一個Diaspora Missiology的確是一個另外一種來思考宣教的典範；第二個其實我們也要很謹慎，我們其實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當中，這世界是很多元，而且是快速變遷的，所以或許並不是有一個典範可以定義我們這個時代，或者是當我們花太多的精力試著要去定義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沒有力氣回應了，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在做當中回應上帝的呼召，去慢慢看到上帝的工作，而不見得是要先建構一套完美的理論之後，然後再按這個理論去做。
老師剛才也提到說，其實這個思維也蠻西方的，就是先有定義再有策略，然後再去執行，可是在華人教會的宣教的歷史當中，我們看到的很多時候是很動態的，不代表策略沒有意義，不代表管理是不好的。但是會不會其實今天包括我們在看初代教會的宣教的時候，也不是使徒先在耶路撒冷開個會，決定他們的宣教策略才做，而是隨著時代的改變，他們就是隨時去回應聖靈的帶領。然後可能我們都是事後回過頭來才說那是什麼時代，就如同我們剛才說內陸宣教的時代，跨洋宣教的時代，當時的人大概也不會特別這樣想。
蔡：對，我覺得你說的非常準確，可能很多時候我們華人教會也是先做了，才來回想，但是今天我想我們會一面做一面回想，因為我們已經成長了，所以我們在做的過程就慢慢的去摸索尋找，就是常常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去自我批判，或者是透過歷史，甚至也透過社會，包括倫理價值的角度，因為倫理又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可能也是董牧師學實踐神學的那一塊。
每位耶穌的跟隨者都是跨文化宣教士
董：當我跟幾個同工在思考整個的Diaspora Missiology的時候，我們談到其中一個關鍵真的需要突破的就是華人的民族中心主義跟這個種族歧視。某種程度我們可以把散聚的策略想得非常的符合邏輯，非常的好，可是如果人本身不願意去跨越文化種族的邊界，那再多的策略都是白談的。
蔡：其實宣教學裡面可能要很小心的一個陷阱，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帶這種的「help down」的觀念，我們感覺這個群體沒有福音，所以他們就好像變成了我們的一個目標，我們得去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最好快點把最好的福音帶到他們當中。但是我們看到耶穌祂是很謙卑地來到，比如當我回想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時候，看到當時耶穌出生的時候，周圍都是很忙亂的一個時刻，很忙著去做登記，但是祂就是一個嬰孩，就那邊很安靜地很自然地誕生了，是那麽的和平，那麼的溫柔，我們今天宣教可能就是要重新回到這種的溫柔，道成肉身的這樣子。
董：老師你這樣講，我就覺得其實hospitality（款待）是非常的關鍵的，我最近也在跟台灣的一個宣教領袖在對話的時候，他也提到說，他們明年想要推動的短宣其實就是訪宣，不要太快的去到那邊，想要在短短的一個禮拜做個轟轟烈烈的事工，然後回來之後跟大家報告說我們在那邊做了多大的事情，但其實就是去到那裡，去聆聽當地的同工，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心，然後學習去接待他們，也學習被他們接待，福音很多時候是在這種接待跟被接待的關係當中，很自然地傳開來的，應該是一種很溫柔的，不是一種「help down」這樣的這種角度。
蔡：我們去年也有一個宣教學博士畢業生也是研究在散聚宣教裡面的接待神學。比如說散聚，除了是人在動之外，還有留守的那些人，留守的教會，就是在不同地方已經有教會了，我們怎樣去接待。如果說這個時代牧者需要裝備的一門課，可能就是跨文化的溝通，因為今天的教會已經不是一種文化一種的語言，而是你來的人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不同文化的，所以跨文化的訓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塊。
董：我也是最近在想當教會一直在強調跨文化宣教的時候，如何讓教會的全體不會有一種錯覺是跨文化只是宣教士要學的，其實它應該是每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當我們跟隨這位道成肉身，跨越神與人界限的主的時候，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模式，就是學習去跨越。包括家存你剛才也提到說，今天各地的教會其實內部也是高度多元的，今天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張力也是因為不同時代的文化，不同地區方言的文化帶來的張力跟衝突，所以這種跨文化的訓練跟學習，它不單單是說我們要去外面做宣教事工的時候需要，也應該成為一個健康合神心意的教會群體，我們很需要的訓練。
蔡：所以我常常在宣教學的課，我跟學生說，這門課不是給宣教士，是給我們每個要忠心成為門徒的人，這是需要的，因為宣教學裡面很多跨科的學習去裝備我們，去聆聽。最近有個很大一個觸發點，是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的環境就存在很多語言，所以跟在單一文化環境成長的人相比較，我們更容易聽懂不同語言的人。
董：的確，台灣、香港某種程度都是蠻比較單一文化的，但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東南亞本身就是很多元文化的，其實説不定也是上帝給東南亞教會的一個恩典恩賜，在整個普世宣教當中可以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再次謝謝家存老師，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有機會再多跟家存老師多聊，透過這樣的對話，期待能夠真正的去看到上帝對教會的帶領，然後一起參與在上帝的工作裡面，謝謝老師。
文字記錄：謝煒瑩姐妹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