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4 新加坡神學院盧家正博士：東南亞教會的宣教典範
嘉賓：盧家正博士（新加坡神學院英文神學系）
主持：董家驊牧師
從跨文化成長背景，到跨文化研究事奉
董：今日華人教會的宣教典範，深受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宣教運動的影響，其中有許多寶貴的榜樣和精神值得我們持守和學習。然而幾百年後的今天，全球的處境已大不相同。當年歐洲與北美的教會，往往需要坐幾個月的船，才能來到亞洲與非洲，接觸從未聽過福音的群體。然而今天在全球化和人口高速流動的時代，這些從未聽過福音的群體，可能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國家、城市，甚至社區當中。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新加坡神學院宣教學老師盧家正博士（Sam Lau）。 盧博士去年編寫了一本非常有洞見的書《Missions in Southeast Asia》，旨在探討東南亞教會的宣教歷史和相關洞見，這本書也帶給我許多的啟發，很高興能夠與盧博士交流學習。麻煩老師先簡單地自我介紹。
盧：我的家庭來自廈門，我的爺爺和父母當初住在鼓浪嶼，二次世界大戰後，我父母到香港伯特利神學院讀書。國共內戰後，他們沒有回去中國，而是留在香港，後來又到了密西根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Seminary）讀書，神學院的最後一年，我出生了，所以我是美國出生的華人。他們畢業後搬回香港住了兩年，後來我父親被邀請至馬來西亞的怡保牧會，在那裡待了四年，直至1968年馬來西亞全面驅逐宣教士，致使他們來到美國費城的西敏神學院（West Minister）繼續求學，後來又搬到西雅圖，我便在西雅圖長大。在我十歲之前，我住過五個不同的城市，但我認為西雅圖是我的家鄉。
我主修生物工程，在紐奧良讀博士，接著又到馬里蘭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工作。直至三十多歲，上帝呼召我全職牧會，所以我去讀了維真神學院（Regent），並於1996年回到我的母堂——西雅圖證道堂——牧會。當初我以為我會在證道堂退休，然而2007年開始，上帝感動我回到亞洲，於是我在2009年離開了西雅圖，在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跨文化研究博士。2016年，上帝帶領我們來到新加坡，讓我在新加坡神學院教書。
董：謝謝老師，所以老師的父母出身鼓浪嶼，因戰爭遷往香港，並且在前往密西根求學期間生下了老師，後來全家又前往馬來西亞、費城等地，最後落腳於西雅圖。然而老師又因著神的帶領去讀了跨文化博士學位，直到如今在新加坡神學院教書，那今天請老師來談這個題目，以老師的背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這番經歷的確是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北美之間不斷來回的旅程。不過我好奇的是，老師之前在西雅圖證道堂牧會，為什麼會想到要去讀跨文化宣教學呢？
盧：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已經被呼召成為宣教士，而我想去中國。那時候如果想要進去中國，你必須要是技術性人員，所以我第一個博士讀的是生物工程。但是在1990年代以後，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一段時間曾比較歡迎基督徒，因為他們發現在不同文化進程裡，基督教社會的文化改變通常比較平和，以至於他們想要對此進行研究。人民大學、北京大學都曾聘請一些基督徒的學者，所以當時我認為攻讀跨文化研究是一個前進中國的機會。
從殖民主義宣教，到本地網絡宣教
董：其實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我年輕的時候，也覺得我非常可能到中國大陸宣教，但是當上帝帶領我到美國讀神學的時候，一直都沒有開門讓我進去，反倒是在洛杉磯牧養許多從中國大陸來的年輕留學生。所以，有時候，上帝可能在我們心中放下一個感動，致使我們有一個計劃，然而許多時候都是在一直往前走的過程中，才明白那個感動雖然真實，但我們因著那個感動為自己人生想的路，卻未必是上帝帶領的路，而是在一邊走的過程中，一邊看到上帝的心意。
另一方面，這幾十年的國際局勢變化，乃至全球宣教，在我看來似乎正在經歷一個典範轉移。可不可以請老師簡單介紹一下，您如何看待過去這幾百年間基督信仰普世宣教的發展？我們現在正處什麼樣的歷史位置？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以及您如何看待我們往前走的過程呢？
盧：我們知道這幾百年來的宣教，大部分是從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的新教宣教開始，之後也陸續有福音派的基督徒從歐洲和美國差派許多宣教士至全世界傳福音。從1850年代直至世界大戰以後，就是我們所謂的福音派新教宣教，那是一個很棒的時代。然而，如今身處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的基督徒已經比歐洲和美國更多了，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全球性的典範轉移。就我自己看來，我認為如今宣教不再適用於西方的差傳方式，而是要依據主體世界的方式。因為目前的宣教方式，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之上，仰賴殖民主義的背景，才有辦法執行宣教任務。所以你看那些從未被殖民過的國家，例如泰國跟日本，他們的基督徒是很少的。
過去的宣教方式和殖民主義是息息相關的，耶穌會從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直到後來的歐洲和英國都是依此宣教模式。然而如今我們身處全球化的世界，加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處於主體世界，所以宣教典範也隨之轉移。就我自己的觀察，如今就像是回到了第一世紀，因為基督徒在主體世界的比例很低，不超過20%，所以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傳福音，例如市場裡的基督徒商人、老師等等。而主體世界如今也開始差派宣教士了，但是大部分是在本地進行教會植堂，而不是靠殖民主義來建立教會。所以你看到宣教典範的轉移，導致很多宣教機構出現募款不足、找不到宣教士等問題，這是因為他們依賴殖民主義背景的舊模式。
董：容我簡單總結：就老師的觀察，當今普世宣教很重要的一個典範轉移是，自從宗教改革後，不論是天主教、耶穌會從西班牙、葡萄牙差派天主教宣教士至世界各地的宣教運動，或是1800年之後，更正教、新教透過英美大國的崛起，將宣教士派到其影響力所及之地的宣教運動，這些是過去的宣教典範，也就是以基督教為主的經濟軍事大國，差派宣教士至基督徒很少、甚至未曾聽聞福音的地方。
然而這其實不是教會兩千年歷史當中唯一的典範，只是許多時候，我們以為這就是唯一的典範。雖然如今殖民主義尚未完全消失，但全球似乎已進入了後殖民主義時代，所以很多的國家，包括東南亞許多曾經被殖民過的國家都在反思。殖民主義對基督徒宣教而言，似乎是一個很複雜的包袱，一方面它的確讓當時許多英美、歐洲國家能夠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可是另一方面也讓這些地方認為基督信仰是一種文化上的殖民。所以至今這仍然是宣教領域中，基督教本色化與處境化時所面對的包袱。
但就老師的觀察，隨著全球化的出現，如今基督徒人口在主體世界中遠超過歐美基督徒人口，加上人口與媒體媒介的快速流動，所以宣教典範正在轉變，傳統典範仍舊有它存在的空間，但已越來越窄。而包括東南亞在內的越來越多教會，開始透過自然的人際關係網絡、職場工作網絡，把福音帶給身旁的人。本地的教會也透過植堂與自然人際網絡的連結，把福音傳到周圍區域。
以前我們會特別區分宣教行動是跨國還是跨文化，可是今天在很多地區，包括東南亞，一個國家裡就存在著多元文化、種族和語言，所以這種跨越文化似乎不再是刻意的行動，而是自然的結果。當基督徒看到福音不單僅限於給我們，也要傳給不同民族的時候，便能夠自然地形成跨文化宣教。我這樣理解正確嗎？
盧：對的。我也想補充一點：這不是「兩者擇一」，而是兩者皆是。如今大部分的神學院在教授宣教歷史時，是請宣教士來授課的，我們在新加坡神學院也是如此。例如在「亞洲基督教歷史」的課程中，會看到似乎都是歐洲和美國的宣教士在這裡建教堂，但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大多時候其實是本地的基督徒在傳福音。例如戴娜．羅伯特（Dana Lee Robert）在她的著作《Christian Mission》中提到，非洲的福音普及，大部分是因為本地人傳福音的結果，但因為非洲人沒有寫教會歷史書籍，所以這些故事並沒有被記錄下來，反而讓人以為主要是歐洲宣教士的宣教工作所致。如今透過「宣教報告」（Mission Reports），才發現許多非洲人在傳福音。
回頭看亞洲和東南亞的宣教研究，會發現東南亞的福音大部分是來自中國，也就是本地宣教士去傳福音。所以不是「兩者擇一」——只有歐美宣教士、沒有本地宣教士，其實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宣教士在本地傳福音，而且不是到很遠的地方宣教，是像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等地，所以是本地宣教。
以東南亞觀點看宣教，齊心合作成典範
董：如同所有的典範轉移，在舊的典範之上，新的典範得到空間與孕育的土壤。當年若不是這些來自北美、歐洲的宣教士把福音帶到中國與東南亞，如今我們也不太可能有新的宣教典範興起。
然而老師也提到，如今東南亞很多教會是在1949年之後建立的，當中也有許多中國大陸的佈道家、宣教士因著不同的原因來到東南亞，包括最有名的宋尚節博士。今日許多東南亞頗具歷史的教會，幾乎都可以追溯至宋尚節曾經至該地佈道。許多教會的建立者不見得是來自歐美，反而有很大比例是來自中國。再者，第一世紀的宣教，例如：保羅的宣教足跡，也是在當時的羅馬帝國疆界裡，並不是從一個帝國到另外一個帝國，而且同時也有其他的使徒把福音帶到各個地方，透過經商等自然傳播方式，將福音傳到世界各地。
老師最近編纂了一本書：《Missions in Southeast Asia》（在東南亞的宣教），能不能請老師簡單分享您在這本書中某些關鍵的發現，或是得到的啟發和洞見？
盧：這本書的緣起，是由於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的編輯想要出版從本地觀點出發的宣教書籍。然而，要找到可以用英文書寫的本地學者實在不容易，這也是很令人難過的一件事，雖然我們想要幫助亞洲人更多了解自己的歷史，但談到出版，卻仍然需要用英文。希望我們未來可以有多一點中文或印尼文等書籍。
首先，我覺得這本書的特色在於用東南亞的觀點看宣教，而不是西方觀點。書中的第一部分便著重於東南亞宣教歷史，並試著理解此刻的現況與問題；第二部分則是往前看，以了解教會該如何發展、用什麼差傳方法等。這部分的特點在於，東南亞的世界裡充滿了關係：教會的關係、神學院的關係、教會與神學院的關係等，當中蘊含了許多網絡，而這對全球的基督教其實有一個重要的貢獻。由於東南亞文化的多元性，而且該地區並沒有所謂的政治強權，所以我們必須合一、學習合作。因此就宣教的角度來看，這能夠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模範，也就是在多元中齊心合作，使福音到達不同地方。
董：老師剛才提到兩個本書的特點，第一個是，這本書的作者大部分是東南亞本地人，雖然需要用英文寫作是個掙扎，但至少我們能夠聽到東南亞的聲音。再者，他們非常強調關係和網絡。這的確很有意思，因為我在讀很多西方學者寫的宣教書籍，包括我自己在讀這本書時，我都會自然而然地想要找策略、找模式、找具體做法、KPI等，然而我發現這本書的作者，大多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事情，而是提到許多不同教會之間的關係、教會和政府的關係、教會和移民的關係、教會和神學院的關係等，所以這是的確是一個特色，即東南亞、亞洲人相對歐美來說，關係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老師提到很有趣的一點，也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東南亞是一個多文化、多語言的地區，然而其中幾乎沒有一種語言文化居於主導性地位。所以不同文化語言族群的人，需要學習如何合作，否則將是一片混亂。例如今年暑假我去馬來西亞，和馬來西亞教會、衛理公會的前會督見面，當時我問他馬來西亞英語教會和華語教會的狀況，他便提醒我，馬來西亞衛理公會中最大的一個族群，可能是馬來文的族群，而不是英語或華語。然而我們從西方觀點看到的就是英語教會，華人教會看到的就是華語教會，這給我很深的提醒。而且即便是衛理公會，他們很多聚會也是多語言的，常常需要學習如何合作，不像在台灣主要語言就是中文，在北美則是英文，當我們討論到聚會需要翻譯的時候，主流語言可能都不太願意接受翻譯，因為覺得浪費時間。可是在東南亞的許多地區，你會發現聚會中有翻譯是很自然、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這彷彿是種互相合作、互相聆聽的姿態展現。
盧：是的。我記得在疫情期間，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報告中融合了英語、華語和馬來語。他在報告過程中要換語言時，曾拿了一個藍色的小茶杯喝水，喝完就開始用另一個語言報告，故此很多人說這個杯子可特別了，你喝了以後就可以換種語言講話。所以在新加坡，你不需要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之間做選擇，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董：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印象深刻。九月的時候，新加坡的一間神學院邀我和Edmond Chan（曾金發牧師）在某個線上研討會一起講道，我其實是很自卑的，因為我的英文就是帶著華人的口音，於是我跟神學院的院長說，您要不要再想一想，因為英文並不是我的母語，我的英文帶著很明顯的移民口音。然而他講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他說：「David，在美國你或許會有這個顧慮，可是在東南亞，大家的英文都有口音，所以你不用在意你的口音，大家也不太會在意你的口音。」這真的和我在北美生活的時候用英文講道很不一樣，因為在北美用英文講道，似乎需要很努力地試著學ABC 或者是當地人的口音，可是在東南亞，大家似乎都可以很自在地用自己的口音來講這個語言。
盧：在新加坡我們說的是「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不在乎你的口音，它只是一個溝通的方式，所以當中融入了馬來語、閩南語、潮州語等，其實很好玩。
以處境化的福音滿足時代需求
董：老師，當您編了這本書也聽到東南亞對於宣教的反思與前瞻，您覺得對今天的普世教會或全球的華人教會而言，有哪些提醒和洞見可以幫助我們在普世宣教上進入典範轉移呢？因為講到宣教典範，我們難免仍會想到建立在殖民時期的西方教會宣教典範，而我覺得這個典範可能還是會持續蠻長一段時間，因為還是有一些地區和國家沒有福音，需要直接差派宣教士到遠方宣教，但是這樣的宣教動員，永遠只是少數人。然而對多數人而言，我們其實也都領受了普世宣教的使命和呼召，所以在宣教典範轉移的過程中，您能不能提出一些值得我們思考、反省或探索、往前走的一些提醒或建議呢？
盧：我覺得一切都在於處境化。在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區，我們真的需要處境化。先容我回頭從比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來探討這個議題：如今有很多人說，基督徒是外國人、是白人的宗教，但是這是二十、二十一世紀的說法，如果你在第一世紀，你會說基督徒是猶太人；到了第四世紀，你會說基督徒是羅馬人；隨著時間過去，你會說基督徒是德國人、英國人等。的確，現在二十一世紀，基督徒還是白人，但是如果耶穌還沒有回來，到了二十三世紀，所謂基督徒則可能會是非洲人或亞洲人。所以我覺得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我們在許多方面採用了西方的術語，包括神學術語也是從歐洲和美國來的，導致現在亞洲許多非基督徒仍然將基督教視為外國宗教。但是你看在北美和歐洲，他們卻認為基督教是本地的宗教，為什麼？因為他們已經將信仰本土化、融入當地文化了。舉個例子，聖誕節在新加坡，我們看到很多聖誕樹，然而這些溫帶、寒帶才有的松樹，為什麼會在熱帶的新加坡出現呢？聖誕樹什麼時候變成聖誕節的象徵呢？是十六世紀的德國傳來的，在西元1600年以前是沒有聖誕樹的，然而如今因為德國的關係，樹跟聖誕節有關係了。
反觀亞洲，若我們基督徒能將基督教處境化，那麼基督教將再一次成為亞洲的宗教。在內地會（OMF）於兩個月前舉辦的一場神學研討會中，探討為何亞洲的基督教不想改神學。第一，本地大部分的教會都是因著二次大戰後的福音運動而成立的，當時大部分教會都還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他們認為，宣教士傳給我們的神學和聖經有同樣的權柄，所以神學不能改，改革神學不能改，衛理神學不能改，路德神學不能改。的確，背後有其原因，因為很多宣教士擔心本地的基督徒可能沒有機會讀神學，所以他們認為本地教會必須維持現狀、不能處境化。這是我們在許多國家舉辦神學研討會時發現的共同恐懼，因為宣教士不准他們處境化。
然而如今教會已經開始產生第三代、第四代了，所以有越來越多基督徒了解到，我們可以將神學處境化。雖然我這麼說或許有爭議，然而若一百年、一百五十年後耶穌還沒有回來，我希望亞洲不會再有路德教會、衛斯理教會或改革宗教會，因為若是如此，你等於將亞洲基督教與十六世紀的歐洲神學綁在一起，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總觀歷史，埃及有科普特正教會（Coptic Church），但歐洲已經沒有了；來自伊拉克的阿卡得（Akkadian）教會，如今在美國已經沒有了。因為現在每個地方的基督教都已經處境化、融合當地文化觀點了。然而在亞洲，殖民主義基督教仍然強勢，假如我們有一名亞洲的老師和一名從美國來的老師，學生會選從美國來的老師，因為他們覺得西方的比較好。但這卻在神學上帶來很大的限制，所以我們必須確保自己能夠處境化。我想這是我們如今面臨最大的挑戰。
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神學是西方的神學，而且是十六世紀的歐洲神學，所以我們必須願意有所改變。我想分享Jerry Huang在他的著作《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Old Testament》中提到的一個要點，他說，舊約裡也有處境化，我們來看神是如何形容自己的：神不是沒由來地形容自己，而是根據周遭國家、文化對當地神祇的稱呼來形容、定義自己，以顯示自己和那些神祇都不一樣。所以不是只有新約才有處境化，舊約也有，整本聖經都有。如今身在亞洲的我們知道，基督教要從亞洲出來，而不是從歐洲。那我們是否能讓基督教重新回到亞洲文化的處境呢？
以東方的整全性重新思考神學術語和宣教
董：謝謝老師，容我簡單分享我的理解：當教會在普世宣教上往前走的時候，對華人與亞洲教會尤其重要的是，再一次的處境化。用我們的處境、文化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表達基督信仰。這不代表基督信仰只屬於亞洲，綜觀過去四百年的歷史發展，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所謂正統神學，絕大部分是在十六世紀的德國與之後的英國、美國發展出來的，所以它可以說是英美或歐陸的處境化神學。這不代表它就沒有價值或一定是錯的，也不代表我們現在完全不應該讀它，畢竟包括老師和我，也都是在西方接受神學教育、受它的啟發。
所以今天我們需要有勇氣再一次在亞洲處境中，用亞洲的文化語言脈絡來詮釋福音的真理。事實上，福音始於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根據今日的地理劃分，它是在中亞，也就是亞洲。我們今天無意爭論到底基督信仰是屬於亞洲、非洲，還是歐洲，因為既然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表示基督信仰的特色在於每一種文化都可以理解它，同時也被福音所挑戰。我們要如何用亞洲的處境、語言和文化來表達跟詮釋福音，是當今普世教會和華人教會在往前走時，很重要的提醒。
盧：我要補充的是，歐美神學沒有不對，神的確在當時使用它們，然而如今我們的處境不一樣了。舉個例子，宗教改革有五個「唯獨」，這完全是二元論，非黑即白。但在亞洲，我們的思維方式其實是整全性的，例如「道」，我們覺得黑不見得是壞，白也不見得是好，兩者無分好壞，而是需要兼具。所以我們需要重塑我們對基督教的看法。又例如三一論，其實用亞洲的觀點來理解三一論是比較好的，因為西方的二元論很難形容三一論。如果你去看東正教對三一論的理解，其實是更具整全性、也和亞洲思維非常相近，所以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新的見解。
董：是的。老師特別提到，西方思維喜歡辯證黑和白，這也是我一開始在美國讀神學所面臨的掙扎，因為教授常常叫我選一個立場，可是來自亞洲背景的我，常常覺得這兩個立場不一定是衝突的，為何一定要分對錯？老師也提到，西方的拉丁教會和東方教會所發展出來的三一論，都是三一論，也都認為上帝是三一的上帝，但是東方教會可能會更多強調三一的「一」，以一種更整全的方式來理解一位上帝的三個位格；而西方教會可能強調那個「三」。雖然都是三一，但對亞洲人來說，我們可能比較習慣整全式、兼容並蓄的思維，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從東方教會中得到一些啟發，以明白如何在我們的處境中表達信仰、傳揚福音。
盧：另外補充一點，以證明我們現在用的都是西方術語，例如Catholic的中文是天主教。為什麼是天主教？因為公教會（Catholic Church）稱神為天主。但是你知道為何Protestant被翻成新教嗎？如果真要翻，應該是「抗議宗」，但是基督徒卻被稱為Protestant，和天主教有所區別。又例如Eastern Orthodox 是希臘東正教。你會看到，這是觀點問題，總的來說就是西方的觀點和術語。我們需要從中掙脫，並開始尋找亞洲的術語。因為聖經已經有處境化了，每一代也需要處境化，亞洲也是如此。我們真的要稱自己是抗議宗嗎？還是要使用不同的名稱呢？
董：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也提醒我們處境化的重要性。特別在談普世宣教的時候，我認為處境化不僅是一種對其他文化的尊重，也是對自己文化的一種尊重。西方的神學在幫助亞洲教會處境化的過程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正是由於有西方神學的進入，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不太一樣。透過另一個文化、語言的進入，能夠使我們開始意識到彼此的差異。所以在整體教會往前走的同時，我們一方面要看到處境化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要看到教會是一個大公教會。老師也提到，這不代表西方是錯的，而是我們該如何透過西方歐美的神學傳統，幫助自己看到亞洲處境和西方的差異，進而發展出適合亞洲處境的神學傳統來植堂、傳福音、宣教。
盧：歐美的神學賦予我們第一步，但是亞洲的基督徒要跨出第二步。所以處境化的重點不在於批判誰對誰錯，重點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環境已大不相同，所以我們需要跨出第二步、第三步等。
相關資源：
1.《Missions in Southeast Asia》，Kiem-Kiok Kwa、Samuel Ka-Chieng Law
2.《Christian Mission》，Dana Robert
3.《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Old Testament》，Jerry Hwang
文字記錄：秦蘊璞姐妹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