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時代在本地與地極作見證

EP72 訪談滕張佳音博士：動盪時代在本地與地極作見證

嘉賓：滕張佳音博士（國際短宣使團創辦人）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很多人都知道滕近輝牧師曾在香港北角宣道會牧養，也曾多年參與及帶領華福運動，但其實滕師母也是一個宣教人。當我在讀您的生命歷程時，發現您不僅在第一線傳福音，也做了很多宣教研究。可否請師母分享您的生命故事以及在宣教和宣教研究的旅程？

上帝給一名前新時代運動追隨者的使命

張：我7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是一名New-ager（新時代運動追隨者），經過了一番掙扎、屬靈爭戰、瞭解研究等等，後來於1977年信了耶穌。不久後也清楚蒙召，在香港海外神學院全時間念了四年神學。這期間一直禱告並寫信給不同的差會，對新時代運動、印度教有負擔，希望畢業後就到印度做跨文化宣教士，但四年來這些國際差會給我的回應都是「很困難」，主要因爲我是年輕單身女性以及無法獲得宣教士簽證等等。

畢業後，我受邀留在香港海外神學院任教和牧會，但香港經歷1997年回歸的過程中，我考慮要隨家人移民到美國，還是趁此機會再嘗試去宣教工場。因此，我在1987年底至1988年期間獨自到南亞三個國家。當時沒人陪我，因這些國家被認爲比較危險和落後，連旅行也沒人感興趣。我先到印度一個月，然後是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大概一個半月的過程裡，我不斷禱告和聯繫當地宣教士以瞭解辦理簽證的方法，但終究都是碰釘子，最後還是回到香港，勇敢面對回歸。

當時上帝關了做海外宣教士的門，卻讓我有機會在香港回歸前推動信徒「人人都注重傳福音和宣教事工」，開展了華人信徒的宣教運動。過了一段時間，我受邀到牧職神學院，在那裡我希望多做中國事工。香港回歸後的情況我們當時都沒有把握，無論如何，我們在那過程尋索海外跨文化或中國宣教事工。上帝有祂自己的計劃，後來我在美國的父母雙雙患上癌症，於是1995年決定履行責任回去陪伴他們。

在美國期間我也不浪費時間，利用空檔進修。當時最吸引我的科目都是宣教科，所以就投入宣教的進修。父母患病前前後後十年，我奔走於香港和美國，斷斷續續在艱苦過程中完成了宣教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6年父母回天家了，我也已和滕近輝牧師結婚，在滕牧師的支持和陪伴下，我決定回香港，然後到建道神學院的跨越文化研究系任教。一轉眼，去年8月底就滿了十五年，我第二次退休了，現在已過70歲。雖沒機會做前線的跨文化宣教士，但過去的宣教研究工作，給下一代宣教士的教育，都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憐憫我。

為香港教會的宣教趨勢把脈

董：師母這些年主編了好幾本宣教書籍，近幾年有三本特別吸引我，一本是《今日的宣教訓練》説到亞洲的經驗，《關心本地穆斯林》談2017到2021年香港穆斯林研究，《Yes, WE Can》是2017到2021年香港青年宣教的培育研究。請問師母您爲何會做這幾項研究？您在主編這些書的時候有什麽寶貴洞見？

張：建道神學院是華人神學院當中少數有宣教系（現稱「跨越文化研究系」）的，於2017年滿四十年歷史。建道神學院有百多年歷史，除了同樣有百多年歷史的學生佈道團以外，正規的宣教、跨文化研究系則有四十多年歷史。我們趁著跨越文化研究系四十周年，在建道神學院位於香港長洲的校本部召聚亞洲宣教領袖，包括來自韓國、印度、東南亞，海外華人圈子、香港以及一些專門做中國事工的中國領袖，聚焦於宣教士訓練的方向進行亞洲經驗交流。我們在交流結束後出版了《今日的宣教訓練》免費電子書，大家可以在建道神學院的信仰資源庫裡下載。

我之所以做這三個香港本土近年的研究，是因爲香港的型態。過去我們比較注重中國大陸事工，香港教會很多短宣隊都選擇去國内。隨著時間和環境改變，很多香港教會覺得需要把焦點放在本地跨文化宣教。而且，香港差派到世界各地的600多位宣教士當中有很多仍然遇到簽證困難，難以在海外長期逗留。香港本土大概有60萬不同族裔的常駐人口，香港教會可以向他們宣教，不一定要到海外或為簽證奔波。這些跨文化群體來到香港也學廣東話，比較容易和他們溝通。於是我們就開始進行更多研究以提升香港教會的關注。宣教研究一般都是量性的研究、社科的研究。早期我已經和一個團隊做過一項青年人的量性研究，所以《Yes, WE Can》我們就採用質性研究，訪問不少已動員香港青年人參與宣教或在發展本土跨文化事工有經驗的香港教會或福音機構，讓其他教會可以向他們學習。

香港教會差派宣教士的障礙

董：每個處境和時代都有關係，此一時彼一時，當時成功的秘訣不一定在另一個時代能達到相同果效，從師母那麽多的研究當中，那些成功動員年輕人參與宣教的秘訣中有沒有共通性？

張：我現在主要以香港教會的處境來説。人口老化是全球現象，香港不例外。家庭普遍生育率偏低，所以年輕人就顯得珍貴。香港教會也老化，吸引留住年輕人不容易，所以很多教會最懊惱的就是如何增加和留住年輕人。由於不想嚇跑年輕人，所以不太敢挑戰他們或對他們有太高的要求。此外，許多基督徒家長不捨得讓稀少的孩子去宣教，寧願孩子多賺錢奉獻支持宣教。社會氣氛普遍也影響教會，覺得年輕人一直不成熟，不放心讓他們出去。我曾寫過一些文章呼籲大家不要一直拖住年輕人，拖到他們年長、年老都不讓他們去宣教。我在研究過程發現不少教會年輕人有宣教心，但他們因爲重重關卡而出不來，這些都不容易突破。我常有機會到香港不同教會宣講宣教信息，不管怎麽推動和鼓勵都遇到困難。很多香港教會認爲自己已經算是missional church（使命教會），因為在社區裡服事，建立愛心的團隊，讓教會有增長，慢慢就擴堂，增加更多崇拜時段，變成mega church，這就算很成功了。地方教會增長被視爲可取代宣教，只有小部分教會差派宣教士，其他都是認領其他教會的宣教士。香港1300多間教會只差派了600多位宣教士，意味著一半以上的教會都沒有自己差派宣教士。

每一個信徒都應當帶著福音使命生活

董：聽起來青年投入宣教的瓶頸可能有兩個。首先家長捨不得孩子離開，也希望孩子能承擔家庭未來的照顧或經濟的責任。另外一個瓶頸是，教會以堂會成長為優先，這也似乎和差派宣教士形成了拉扯——當我培養出合適且有負擔服事的年輕人時，到底是要引導和鼓勵他留在教會服事還是到海外宣教。師母是否看到一些比較健康的教會在這方面做得還不錯？他們又是如何突破這些瓶頸呢？

張：我想補充一點，社會人口和教會老化是現實，但仍可積極推動「金齡宣教」。我們沒有歧視年長者，而是要動員健康、沒有經濟壓力且有使命感的長輩。但若要香港教會承擔跨文化宣教中學習新語言、適應新文化和新環境的挑戰，就一定要推動青年宣教了。過去好多瓶頸和攔阻都令人擔憂，但近幾年香港的情況又讓形勢有很大改變。有人認爲讓年輕人出去宣教很危險，我就問他們留在香港是不是就很安全？在家長的蔭蔽之下，是否有十足把握確保孩子受保護？我們都明白終究需要放手，祝福他們。基督徒家長要讓孩子到世界各地發展，闖他們的天空，或走出新的人生意義。青年人無論到何處都還是帶著使命的基督徒，他們的稱號未必叫做宣教士，不一定正規地被教會差出去，但一定要帶著使命，就算是到國外從零開始，都是帶著使命的基督徒。這是很重要的教導。很多差會也很喜歡「帶職」、「雙職」宣教士，可以用他們的專業獲得簽證進入不同的國家。因此，目前宣教的趨勢也並非那麽黯淡。

董：師母提到一個關鍵現象，就是在平穩安定時會覺得出去宣教很危險，但上帝好像某程度在過去這兩年攪動了全世界，讓我們看到其實沒有任何地方真正安全，把我們從這幻覺中搖醒。這樣的覺醒讓我們看到無論自己或下一代，真正的安穩或許不是我們預想得到的，而是唯有在上帝手中，因此願意成全下一代順服上帝的帶領任差何往。大使命中的「去」其實是一個分詞，可以翻譯成「當你去的時候，使萬民作我的門徒」（make disciples as you go），無論去到哪都要做門徒。這正如師母所説，需要讓信徒看到上帝把使命托付給每一個門徒而非少數人，也不在於有沒有「宣教士」、「牧師」、「傳道人」這些稱號。之前訪問英國COCM的呂子峰牧師，他説現在英國有很多香港移民，當地華人教會接待香港移民時忽然發現他們能勝任，所以後來一波又一波的難民或移民進到英國時，華人教會也更樂意接待。這就好像流散（diaspora）的宣教，接待來到本地的人。因著大環境改變，現在很多未得之民已在我們當中。

張：這一方面需要灌輸的觀念是不要單單交托教會、差會或神學院去辦理宣教，每一個基督徒被動地坐在一邊等英雄、精英、偉大的宣教士出現。所以我三十多年前已經推動信徒人人著重傳福音，無論在本地或海外，留學也好，移民也好，公幹也好，無論做什麽都要帶著使命。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DNA，如果沒有這基因，宣教就好像是一個節目，每年有差傳年會、認獻，然後差一位英雄去代表我們做，我們就負責幕後代禱和奉獻金錢支持他們就夠了——這樣的宣教教育並不夠全面。

牧者和基督徒家長如何激發年輕人的使命感

董：您認爲牧者應該如何開始把這樣的觀念或負擔落實在牧養，讓弟兄姐妹能帶著這樣的使命呢？

張：香港回歸之前，我已推動信徒不但業餘傳福音，而是一生中奉獻一個月至兩年為天國當兵，為福音委身，一面學習一面實踐。同時，也教導弟兄姐妹把職場和家庭視爲佈道禾場。後來我們將職場佈道進一步提升到職場宣教，信徒在自己的公司開小組、傳福音等等，而當他們到海外公幹也同樣帶著福音使命在跨文化群體中做同樣的服事。在我過去的經驗裡，一方面在神學院做精英培訓，同時讓信徒上神學普及課程並且要他們把宣教使命實踐在生活中，教會便會因此活起來。我們過去有一些香港牧者不但守著周末活動或信徒晚上工餘時間，乃是到信徒的工作間附近開小組、吃午餐，支援他們。從國内不同省份來工作的員工，在國際教會的庇護之下，牧者們也去支援他們辦夏令會、特會等等。我們要讓這些來自多樣背景和各行各業的信徒在生活中有使命感，如此教會就成爲了有宣教使命的教會。

董：牧者的思考框架可能需要調整，不再把教會單單當作聚會，教會也不只是在教堂裡面發生的事而已。我們招聚是敬拜，分散是差遣。信徒所到之處應該像約翰衛斯理所説的：「我把全世界當作我的牧區」。當我們思考要如何在職場跟隨耶穌的帶領，信仰就不再是一些空洞的屬靈話語，福音便更落地。我們常忘了孩子是基督徒父母第一個要學習去帶領的門徒，家庭也是我們的宣教工場。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看家庭時，門訓、宣教、福音都不再是抽象名詞，而是在門徒生活中非常落地的信仰實踐。

張：所以我在教會推動青年宣教時就對家長說，西方宣教士那麽年輕來中國宣教，是因爲父母放心讓他們出來，父母之所以放心是因爲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家裡已經很關心宣教士，從小教育兒女奉獻支持教會差出去的宣教士。家庭的宣教教育是整體性的，不是分隔的，如果我們外派給神學院、教會、差會，作爲基督徒家長又有什麽責任？個別基督徒又有什麽責任？

董：師母的分享讓我想到，我們有時會擔心要是強調在生活每個都有宣教使命時，會不會某程度抵消了差派宣教士到海外的動力，但師母的分享消除了我們的疑慮——這不是抵消，反而預備更多人在大環境許可的時候出去；而若大環境不許可，我們也因此不必等到能出去之時才回應宣教使命。

張：我前幾年研究有關推動信徒宣教運動三十二年後的情況，看看有多少人因爲帶著使命落實生活而更清楚神的呼召，有多少人因此成爲了長宣宣教士，有多少繼續在家庭和職場帶領人歸主成爲教會的熱心份子常帶新人回到教會。研究成果非常激勵人心，這些牧者的推動並非徒然。

董：我們常想找快速的解答，比如我們的目標是要差派宣教士就想如何動員人出去，可是師母提到這其實是一個系統性的回應，就像中醫調理體質。並非旨在太快完成某一個動作或體能極限，而是當體質調理得對，教會對使命的觀念有正確和完整的認識且將之落實在生活每個層面時，自然而然就會向我們希望達到的成果前進——更多人能起來回應，無論帶職或全職。

張：華福多年前曾在澳門紀念馬禮遜來華時在馬禮遜墳墓那裡召開研討會。我記得當時已開始討論如何推動教會的佈道熱，要在教會裡產生多些佈道人。今天我們不把佈道和宣教分開。我在宣教碩士論文中研究宣教的定義，探討究竟哪裡是我們的耶路撒冷、猶大、撒瑪利亞、地極。我們以爲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原文表達的是同步進行。教會有不同的負擔和資源，我們要同步發展，不要等自己教會有强大的人力和財力才敢支持和差派宣教士。我們要以大使命作爲教會的主導目標，這才是教會發展的重要方向。我們要以神國度的觀念來看地方教會和基督的整個身體，就不會認爲地方教會要夠壯大才能差派宣教士。

宣教非英雄主義，宣教是團隊各按其職

董：師母還有什麽想和全球華人教會分享？

張：我希望今天的宣教形式是missionary as a team, synergy as a team（團隊/協作宣教士）——年輕人打前鋒、跨文化學語言、冒險的進攻，但年長的基督徒可以支援和參與行政、財務、分享許多豐富經驗。如果我們擔心有些不會做生意的宣教士營商宣教會經營不善，其實有很多具豐富經驗的退休基督徒可以形成一個團隊。我們需要這樣的觀念，不要計較什麽英雄了，我們要在團隊中各按各職完成大使命。

雖然建道是華人神學院中少數有跨文化系的神學院，但其實也面對師資短缺，因爲有好多前線宣教士對於回來閉關做研究都會熬不住。我們需要前線也需要後方，需要長宣和短宣，需要各種人才，培養師資需要有研究和宣教教育的人才。我們以建道神學院為例，我們不等那些出去宣教的校友十年八載後才回來進修，而是當他們還在神學院念書、還沒被差出去時已經叫他們以後按時回來進修。進修課程也需有彈性，現在網絡有很大幫助，能提供電子書、工場的研究等等，如此一來就無需爲了造就一個博士就把在前線做得很成功的宣教士召回後方。如何讓整個板塊方方面面都受兼顧，對華人宣教事工的傳承來説很重要。

董：謝謝師母豐富的分享。雖然說香港千多間教會只差派了600多位宣教士，但這個比例在全球華人教會中可能是最高的了。我想這也代表整體華人教會的一種虧欠，我們對於宣教的關注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師母也提到現在不只是要人去前方，也需要有人做研究、在本地動員以及提供宣教教育，此外有關不同世代之間的協作，這些都是寶貴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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