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 台灣高雄武昌教會郭俊豪牧師:接納多元文化,以散居宣教看見宣教的本質
嘉賓:郭俊豪牧師 (台灣高雄武昌教會)
主持:董家驊牧師
心中有建立多族裔教會的負擔
董:今天我們邀請到高雄武昌教會的主任牧師郭俊豪牧師,他長期在北美與台灣牧會,同時也是宣教學的學者,先請牧師分享這一路的關注與經歷。
郭:我從信主到現在三十八年了,從小是在教會長大,但在國高中時短暫迷惘沒有去教會,直到1984年去當兵有一個特別的機會,上帝讓我能夠去美國受訓,沒想到這段旅程改變了我,兩個月後我在美國的教會信主,所以我是在一個移動的狀態信主,因此我對於許多移動的群體為什麼會信主,教會能做什麼,從那時候就有體會了。
我本身是學外語跟翻譯,1992年我到美國去讀神學院,我就從跨文化宣教學切入。在我讀書時有一個華人團契沒有牧者,以前都是神學生帶領,他們就希望我可以去,就這樣開始牧會。之後變成讀書是副業,牧養是主要了。我一直在跨文化宣教的環境裡面,就會去反省教會生活跟宣教有什麼關係,在我讀完宣教學碩士後另外一個翻譯學需要寫論文,我就研究了景教在中國的歷史,也順便了解景教整個發展的過程,後來又跟東方教會結合在一起,東方教會在多馬教派第一世紀去到印度,到後來整個串接起來了。對我的意義比較不是做教會歷史的研究,而是我在一個跨文化的環境裡面了解宣教是這一回事,那我如何把他落實在我自己的教會,因為北美就是一個非常多族裔的環境。
1999年我第一次去讀宣教學博士的時候,很神奇的是第一堂課老師就叫我們寫下博士論文的題目,當時我一個很強烈的負擔,就是我想要研究「如何在一個堂會建立一個多族裔教會」,我覺得這似乎是神的心意,在都會中有各個族群同樣在這個社群當中時,教會如何反映這個社區的面貌。我一個最強烈的體會就是在讀宣教學碩士時,我們一定要讀就是「教會增長學」,馬蓋文(Donald A. McGavran)強調同質性團體的理論是植堂宣教不二法門,對此我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衝突,很多教會都是以這樣模式在操作,可是我發現這並不是聖經所啟示的教會樣貌,要外邦人跟猶太人在基督裡合而為一。我從這個角度再去看耶路撒冷教會,他一開始有16國的語言同時出現在這個地方,安提阿教會是由各個不同的主權構成了一個教會的本體,我們說的「基督徒」這個名稱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一個分別出來的新標記,因為過去猶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往來的。從這裡刺激我去想:如果今天要建造這樣的教會,我怎麼樣去反映現在宣教世界的現況,與各個族群在都會裡面實際運作的狀況?於是我就開始去探討,找一些書閱讀,發現一本叫《One New People: Models for Developing a Multiethnic Church》是講不同教會發展的多族裔模式,不是只有一種發展模式。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投入就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多年後發現這一個題目在現在變成一個顯學,就是現在提到的本地跨文化,這也變成我一直有的熱情,不論在北美或回到台灣,我都會很留意我所在的社群、社區當中不同族群他們的代表性,跟我們可以怎麼接觸到他們,這就是我在宣教跟教會牧養的結合。
董:我一直以為牧師是先牧會,然後再去讀宣教學,原來牧師是在當兵的時候有個機會來到美國,在移動當中接觸了信仰,讀書的時候你就對宣教學有興趣,是意外地跨入到牧養。華人在美國教會是少數,可是我們教會反映出來的心態都是華人為主,這也帶來第二代、第三代在教會當中成長的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張力,就是我們到底是要我們的下一代繼續留在華人的社群,還是要他們走入社區。
牧師也提到當你在攻讀宣教學博士的時候,有一個宣教學學者叫馬蓋文,他提出的同質性理論,強調說通常是同質性文化語言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相近的一群人容易吸引到類似的人,因此教會增長最好的方法是把同質的人聚起來,但馬蓋文提出的背景應該不是專注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在1974年第一屆洛桑大會Ralph Winter提倡把福音帶到萬族萬民,馬蓋文是想要回應此宣言,我們要進到不同的文化群體當中,用他們語言建立教會吸引當地的人,可是被教會延伸拿來運用時卻忘記他的初衷是要進到不同文化語言,反而變成地方堂會的建造,不是宣教。
郭:這就是一個盲點,馬蓋文是長期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觀察到整個印度的民族多樣性跟社會階層的分類,要一直把人從這些的不同拉出來傳福音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人比較不喜歡離開原來的族群,我也認同,同源同文化的人比較好切入,但是這個觀念延伸到成為教會增長主要的定律時,無形間忘記了教會的本質不是只為了追求人數增長,真正求的是教會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合一是教會很重要的本質,所以當我們追求同質性時,不知不覺就分門別類。在談未得之民時,其實也不只語言的族群,還有社會階層,甚至性別階層的分別,我們應該要學習社會學性的分類,再進一步回到神學或聖經神學的檢視,回到一個平衡點。
在北美牧會經驗到各種多族裔教會的可能
董:我在北美牧會時,發現華人覺得平時自身在工作領域已經是少數,好不容易在週末到教會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言語溝通,但如果要跟社區中其他族群融合,這會是很大的激盪。雖然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萬族萬民並不是分門別類,是在多元當中的合一,但請問牧師在這個理論架構下的實踐有什麼掙扎?
郭:首先要有聖經根據,當我去看耶路撒冷教會碰到教會內部的矛盾就是食物的分配,因為種族的問題語言不同,講希臘話的寡婦,這些沒有自主能力或謀生的三重弱勢,造成一個衝突。如果用同質性理論就會很辛苦,因為要兼顧語言、階層、性別,很容易就會分家,但耶路撒冷教會沒有這樣做,他們興起執事來解決問題,大家合一教會後更增長。
回到聖經去看教會的運作,再來看安提阿教會的模式,保羅跟巴拿巴去堅固這個教會,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是雙文化的人,所以他們去建造的教會會欣賞差異性,然後又把不同族群的人帶在一起,建立的一個領導團隊,再從中差派出去宣教,一直都是在異中求同,同中又有異。我把他應用到我們的教會,當初的華人教會是屬於一個美國浸信會下面的一部分,當時這個教會宣教歷史有一百多年,支持很多海外宣教,在過去一百年他們教會搬過三個地點,每次都是社區的樣貌變了,不同的族群進來了,教會的場地就一直往郊區搬,後來搬到一個有華人、韓國人、烏克蘭的猶太人、非裔群體、講西班牙文的,都在這個社區,他們就打開教會的門讓這些不同的團體來聚會。有些是獨立的教會來借場地,有些是一個團契,在主日會看到各國的人在這裡面。這是一種形態,只打開他的空間而不需要在組織上把你包納進來,各自發展都非常美好。同時他們的兒童主日學把這些的第二代都聚集在一起,因為都是講英文的,這就是一種模式。因此我發現多文化教會有許多模式的可能性,那我怎麼跟華人教會團體來傳遞這個訊息?
我們所謂的華人本身就很多樣,我們教會有台灣、香港、東南亞、中國大陸、有第二代的等等,每個文化都不同。一開始接觸很多都是從中國大陸出來求學讀書,思想是無神論、科學主義的世界觀,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跨越。當時我們也遇到很多人覺得這一群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跟我們不一樣,應該要另外創一個大陸人的教會或團契。有些教會的確會這樣操作,但是要這樣分下去要分到哪裡?我就是盡我的努力,像保羅說的,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向律法人就做律法人,我就先學習跨越,進到他們的思維,用他們的科學主義的角度去跟他們對話,帶出了一些人信主。也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基督的身體,可以跟來自台灣、東南亞、本地長大的華人聚在一起。接著我在這個基礎上,告訴他們既然我們都可以學習彼此相愛,那麼再把標準拉高一點,我們是不是可以再跟不同族群的人相愛?但我也了解很多華人平常求學跟工作已經很累,第一代的移民他們思維、飲食、生活習慣都是跟母國有牽連,不得已需要融入美國社會才能生存,大部分的時候他們並不願意離開原有的文化。可是當外在社會變了,或這個族群的環境改變了,就不能只是躲起來,可能必須要兩棲、也就是要有彈性。我也知道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到這個地步,必須要經過刻意的操練,語言要能溝通,文化要能適應,才能夠延續下去這樣的事工。
當我們教會發展到大概140人時,美國教會的空間已經不敷使用,所以我們就決定獨立出來植堂,我就跟同工做了一個決定。那時候教會還是以華人為主體,但也有第二代,還有部分的非華人。中文教會的名稱我們仍然保留叫「加利利教會」,但英文名稱我提議可不可以不要有「Chinese」,直接就叫「Galilee Church」。我覺得這就是告訴別人我不只是為華人敞開。雖然目前我們還是以華人為主,我們也把這樣的精神寫到教會的異象、使命、核心價值,變成guiding principle(指導原則)。很感恩的是後來教會建堂,讓一個印度南方的帕米爾教會跟我們一起免費使用這個場地,到目前他們仍然還是跟這個教會在一起崇拜,有英文堂、華語堂,是一件美事。
董:從一間美國人的教會因他們一個款待的精神,邀請了不同的族裔,華人的群體慢慢發展起來,又不斷的回到聖經中去延伸我們對群體的理解。就像牧師說的首先需要藉助社會學的一些洞見來思考,但最後也回到聖經的規範。當這間教會越來越成長,繼續延續這個款待的精神,華人就不單單只是一個散居在北美一個需要宣教的群體,也可以成為宣教的器皿。
郭:十二年前我也把這樣的精神帶回台灣武昌教會。當時我們有台語堂跟中文堂,這是很多都會教會會有的模式,但我們的社區不光只有這些群體,還有講英文、印尼文、菲律賓文和國際學生,這些都是上帝帶到我們當中的。十二年前闡述這個理念,大家覺得你是從國外回來、思想比較先進;但十二年過後,我寫的博士論文提到「多族裔教會的建構和比較不同環境如何發展」,以及在後疫情時代的「宣教360」講座,我看見3個講員後來的結論,都在提醒我們本地跨文化宣教的重要性。當我們意識到後疫情時代不再能那麼順利出國短宣或長宣,我們另外一個眼界就被打開了:其實就在你的周圍,有那麼多的移工、外國的人士跟國際學生,而且越來越多!2009年聯合國統計,全世界50%以上的人進入都會,而且這個速度是快速的增長。所以單一個國家之內的任何一個中小型或中大型的城市,他的群體構成都是越來越複雜,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是這樣,所以這是教會牧養跟治理很大的挑戰。
「散居宣教學」挑戰傳統宣教的思維
董:牧師您在讀博士班的時候指導教授是溫以諾教授,溫以諾教授是早期談散居宣教學的學者,也有很多實際的經驗,他的學術跟實踐是互相印證整合。世界華福中心在跟全球教會連結的時候,其中洛桑福音運動第一個想談的就是散居宣教學,因為他們很早就看到散居宣教的重要性,而華人是最典型散居世界各地的族群。隨著人口自然的移動,福音移動的方向不單只是在地生根,也可能帶回母國,是跨國、多方向的宣教運動。而一般我們想到宣教,都是怎麼呼召人出去向未得之民傳福音,但我們好像很少從散居宣教的角度來看宣教。請牧師介紹什麼是「散居宣教學」以及今天對華人教會的意義是什麼?
郭:華人本身就是一個很大散居世界各地的族群,二十一世紀是人口快速遷移的時代,聯合國統計至少有2億的人不在自己出生的地點,這還是過去十年前保守的估計。散居群體因為兩個主要動力進行遷移,一個是「push」被推出去的,因為戰爭、宗教的迫害被迫離開家園,過去二十年特別是中東地區;另一個是「pull」拉進來,因為工作求學的機會,有些是短期有些是長期,像台灣大量湧入外籍移工,以及現在政府正在高等教育學院裡面鼓勵第三世界國家、東南亞國家的人來台念書,這就提供一個很大的宣教機會。
散居宣教就是在告訴我們人群是移動的,人群在移動的時候他原本的根抽離後,需要重新找到一個定位,在這個重新找定位的過程中,他有機會去反省自己的世界觀,他重新反省自己是誰,重新在新的環境落地生根。這時候是接觸福音最好的機會,因為在一個移動的狀態人的心是敞開的,所以我們很多人去到異地被愛、被關心,很快就接受了耶穌。最近我在台灣高雄做的比較多的是移工跟國際學生,在不久之前我們才為一個印度的博士生施洗,他在自己的國家是不太可能信主的。但來到這邊求學後,在回國前他主動說要受洗。
我們教會在這十年多年的耕耘,已經看見現在的移工人數跟新住民整個加起來大概在台灣有110萬到120萬人,遠遠大於過去原住民的人數(大概50幾萬),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族群。而且新住民第二代很快地在產生,每6-7個中間有一個就是新住民的孩子,這些都刺激教會重新思考。過去談到宣教都是出去學語言、適應新的環境,這就對很多人來講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如果告訴他你們家的外勞,你們社區出來倒垃圾的這一群朋友,他們就是你可以傳福音宣教的對象,這就挑戰我們的思維,發現其實宣教不是那麼遠!這也顯示出人人真的看重宣教嗎?今天這一群人就在我們家隔壁,說的話我也聽不懂,甚至讓我覺得很麻煩,每天都在挑戰我們:宣教就不只是一個事工,更是一個生活方式。
董:如果宣教的實踐只能夠是去到遠方,那麼可能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宣教頂多就是金錢跟代禱奉獻,然而今天如果我們真的在意看重上帝的心意,一方面我們需要看到遠方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如果近處這些來自遠方的人我們卻都漠不關心的話,我們又如何會真正關心遠方的人呢?就像這三年全球疫情擴散的非常快,當中越來越多人在討論宣教福音好像都沒這麼有感染力,我就在想一件事,其實全球人口流移動隨時都在發生,今天如果有一個新的病毒,但是在人之間的傳遞非常的低,就算人口快速移動,這個病毒也無法快速傳播,即使我今天到了一個沒有這個病毒的地方,但因為病毒本身的傳播率很低,所以病毒也散播不出去。
我們一方面強調說人需要為了福音而移動,可是反過來要問的是:還沒移動的我們,在本地有沒有真正的福音感染力?當本地的福音感染力被培養起來的時候,一方面是刻意的差派到遠方;另外一方面是本地的人自然而然會是一個傳福音傳播的群體。
郭:到海外宣教去學語言、適應文化等等有一種浪漫,人會有憧憬,但是這個憧憬可以促成你去做一個短宣,但卻很難長期持續下去;反觀在本地的這些跨文化散居的群體比較現實,直接挑戰你對福音的看法:你有沒有愛你的鄰舍?他不會那麼浪漫,就是你怎麼對待一個你身旁弱勢的人,接待一個從另外國家來的同學,如果你能夠經得起這個考驗,我覺得你去到國外才會變成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如果你在國內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懷,那麼出國就會變成宣教士嗎?
檢視宣教歷史,把宣教效益最佳化
董:今天在推動宣教的時候也會遇到一種張力,有些人會擔心我們過度強調本地的跨文化宣教,會不會減弱了我們推動海外的未得之民的宣教?這到底是二選一無法兼顧的選擇,還是可以「both and」互相關注的?
郭:那你就要問是怎樣的「both and」,各占的比例是多少,這就是你對宣教的認知,以及當今宣教現況的了解。我覺得華人教會在談宣教時不能活在口號、想像和迷思裡面,必須對宣教的歷史兩千年來在各個地區發生什麼事有所認識,還有現實的狀況的了解。剛我有提到景教到中國的宣教,相信很多人讀歷史都有聽過,但是僅僅停留在淺薄的認識,當我更深入去了解發現他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常常談到的絲路,喊出的口號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我們覺得中東是未及之地、福音的硬土。但事實上去看歷史,第一世紀到二十一世紀這些地區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只是因為戰亂、逼迫他們現在流離分散。第一世紀開始,中東地區的基督徒就已經從絲路將福音傳到了印度、中亞最後到達中國;所以當公元六百三十五年阿羅本到西安的時候,他是帶了一群宣教士,用教區的方式來運作的,而且有唐朝的宰相房玄齡正式地去迎接他,很官式的一個拜訪。
福音曾經透過絲路傳遍亞洲,最多的就是印度。我對印度也是很有負擔,我也曾去拜訪過多馬建立的那幾間教會,兩千年教會的歷史在那地方是很深厚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有一個很正確的史觀,才能夠看到現在哪裡需要福音差派?就我的認識,今天福音真正還沒大量的傳遍主要集中在一個地區,在這個地區畫一個圓圈,那個圓圈畫下來之後—台灣是在正中央,向外擴散到日本、中國大陸、印度、東南亞,這一個地區裡面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福音最還沒有全面傳遍的地方,因為這裡有最多的佛教徒、印度教徒,還有全世界前四大的穆斯林國家。所以也讓我們看見,如果我今天要差派宣教士,我要聚焦在這個大的區域。
同樣的,中東的難民大量去到歐洲和美國,我們應該也要去支助這些在歐洲跟美國的教會來幫助這些難民。聽過很多在美國的教會一輩子沒有接觸過波斯人,可是他們的社區一下子來了一堆阿富汗、伊朗的人,這些移民體會到基督徒的愛跟關懷就會信主,也開始向波斯、伊朗、伊拉克做廣播、網路上的事工,大量的回傳影響他自己的家人跟國度,這些都是現在宣教的現況。所以做宣教的教會必須對宣教現況有所了解,必須對宣教歷史有認識,才不會活在想像裡面。分配資源時就會問:哪裡是最關鍵的,要差派人到什麼地方?
回來談移工,在台灣印尼加菲律賓移工大約有60萬人,在高雄有一個叫做「印尼之友協會」,我們就跟他們合作去關心移工的生活,也透過這個連結直接去到了印尼,拜訪當地的教會。就發現台灣教會很想向他們傳福音,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印尼教會就說他們可以差派宣教士過來,因此建立起夥伴的關係。這樣的合作就帶領許多人信主受洗,現在繼續邀請兩個宣教士用這樣的模式跟我們配搭。在今天這個時代,眼界要打開,雖然我們與福音對象語言不通或文化不了解,但不是一定要從我開始,從零開始,我們是透過夥伴的關係,藉由在這些民族已經建立起來的教會,連結進入到每個群體,讓大量的人能夠歸主。這時候的宣教模式不是就沒有負擔去到哪一個國家,而是如何合作讓效益產生最大?同樣如果我要去印度宣教,我要問自己:我對那裡很有負擔,但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多少?我認識一個宣教士他在二十年前被神呼召去北印度,他一去馬上就很清楚,上帝告訴他:你要在當地同工的背後去支持他們,訓練他們,為他們找資源,讓他們走出去。當時他們在當地的農村裡面傳福音,這不是我們這些海外的人去做馬上就可以有果效的,可是當地的同工了解自己的村莊。我認識一個同工,他在信主之後,因為他的堅持他就持續的作見證,後來就建立了一個農村的教會,這樣的情況就被複製。我曾經去到那邊培訓,他們每年把這間農村教會的牧者招聚過來,一次1000元,給他一個禮拜的培訓跟鼓勵,他們要的真的不多,可是他們在村莊做的事遠遠大過我一個人能夠做的,所以這位宣教士他就很清楚他的角色是「支持」、「成全」,不是做第一個。
上帝帶領今日教會從本地開始發起福音傳染力
董:前陣子我讀到一本書叫做《Rethinking Global Mobilization: Calling the Church to Her Core Identity》重新思考全球宣教動員,作者是Ryan Shaw,很多的全球宣教差會的負責人都推薦這本書。裡面一直在強調一個概念:最好的普世宣教動員的方式,就是推動地方堂會,好好的在本地佈道,包括同文化跟跨文化。所以是在本地參與全球普世的一種福音工作,隨著人口的流動,本地的事工會產生一種普世的福音影響力,至於每個教會會怎麼樣發展,他說其實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上帝給每個地區的教會恩賜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本書很多都對應到郭牧師的理念,這個大方向是很美而且是神的心意,但思考怎麼做的時候,坦白講都是先做了再說,才更了解神的帶領。當我們在本地開始跨越我們自己的文化去關顧到其他族裔的時候,很多時候意外的門會被打開,也會發現普世宣教的成功真的不是操之在誰,我們只是在整個上帝的心意當中其中的一棒。也許上帝最後要用的是,藉著我們成就另外一個當地教會的工作,可以為當地未得之民產生的影響力。而且當教會的領袖有這樣的眼光看見的時候,其實不會攔阻教會鼓勵人去到遠方做傳統模式的宣教,因為平時就做好訓練,就有更多預備好有這樣心志的人。他們一旦領受或回應了這個呼召,他們就是已經準備好要去遠方。
郭:我剛開始在教會談本地跨文化宣教跟關注本地移工時,可能就有些人會覺得這跟我認識的參與宣教不一樣,於是就會有人質疑是不是只看重本地跨文化的需要,其他就不管,其實完全是誤解。耶穌說:「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就是一個同心圓的概念,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傳遍然後再下一個,從教會的歷史來看他是同時發生的,也就是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單向式的。我們過去常覺得保羅領受馬其頓的呼召才會往西邊去,以為只有西邊接受福音,其實還要問12個使徒去了哪裡呢?他們去了非洲、中亞、印度,把福音真的是往四面八方帶去,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認知,福音是一直向外擴散的,最終外邦人數滿了,猶太人也要歸主,這當然是我們的期待。但是千萬不要覺得福音往西傳傳遍了歐洲,然後繞地球一圈來到了華人世界,現在我們是最後一棒要把福音帶回去;這樣還是一種本位主義的思維。其實神最近在非洲興起很大的福音運動,在東南亞、印度也是,甚至在伊朗海外的國民當中;所以上帝是運籌帷幄帶動萬有,所有民族都一起來投入。因此我希望我們對於宣教歷史、教會歷史、教會現況還是要多一點的了解,我們就知道資源跟人力要放到哪裡去,最終從你的本地開始做起,也能延伸出去,這就是我們教會現在做的宣教模式和實際的操作。
相關資源:
- 《One New People: Models for Developing a Multiethnic Church》,Manuel Ortiz
- 《Rethinking Global Mobilization: Calling the Church to Her Core Identity》,Ryan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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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曾伊翎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