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化的神學處境

EP75 訪問曾劭愷弟兄：華文化的神學處境

嘉賓：曾劭愷（牛津大學神學系哲學博士，現從事學術研究及高等教育工作，並在西敏神學院、哥倫比亞國際大學、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等院校擔任客座教授）

主持：吳書翔弟兄

從探索科學意義，到研究入世神學

吳：今天的嘉賓是曾劭愷老師。劭愷老師曾就讀於維真神學院以及普林斯頓神學院，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中華福音神學院。能否請劭愷老師簡單談一下個人的經歷，如何從服事、讀神學的過程，最後轉換到目前的崗位上？

曾：我從小就愛讀書，不過我只讀自己愛讀的東西，不愛讀的東西我就不讀，所以各科分數差距頗大。我在臺灣讀到小學六年級，後來就出國了。中學的時候我讀書滿認真的，尤其是十一、十二年級時，我選了自己非常愛讀的課，成績也還不錯，因此上了不錯的大學。

我大學讀的是物理，後來加上德文變成雙主修。之所以選擇物理，一方面因爲自己擅長學物理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因生物、化學、物理課程讓我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奇妙。我記得有一次生物課，老師放DNA跟蛋白質的成形模擬影片，我坐在最後面看到 DNA的雙螺旋結構，竟邊看邊流淚，對於上帝造物的奇妙覺得相當感動。而我在解數學題的時候，題目越難越複雜，我越感到上帝的奇妙，祂的智慧是如此的無限。我越做數學，就越覺得上帝是多麼的偉大，所以我決定大學要讀理科，而最後選了物理，因為我當時對宇宙論非常有興趣。

然而上大學以後，很多門課的內容讓我感到很失望，原因一部分其實跟我的個人信仰有關。我發現我的教授們不斷地批評、抨擊基督教，例如一位非常有名的古典力學課老師在課堂上說：「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史就是不斷地在排除『上帝的手』的概念。如果要瞭解這個世界，我們只需要自然，不需要用上帝來解釋這個世界」。在課堂學的很多東西，最困擾我的，是我發現原來自然科學的研究並不是真的在追尋上帝的真理，或者並不能找到上帝的真理，而是每一個科學家都帶著一些主觀的觀點來建構他們的科學模型—古典物理學如何被現代物理學淘汰，進而出現了新的範式；愛因斯坦認定上帝不能擲骰子、認定宇宙應該就是永恆存在的，因此要在廣義相對論裡面放一個宇宙常數，以至於這個宇宙是無限的。當我發現科學裡面有這麼多主觀因素的時候，我開始對自然科學的意義產生了懷疑，所以我開始問自己：我為什麼要繼續讀物理？假如物理學是人用非常有限的智慧試圖去理解上帝，而上帝造物的智慧是如此無限的話，自然科學的意義何在？那時候，我對於自己所學知識的意義產生了很大的疑惑。

我從小就非常重視意義。當我找不到意義的時候，我便對我所學的東西感到相當沮喪。另外，當時我因為身體上的疾病而沒有辦法去學校上課，由於沒有及時退課，結果一整個學期的課全部都被當了，那時我覺得很丟臉，因為對於北美的華人子弟來說，一整個學期的課都被當掉是非常羞恥的一件事情。我因此開始思考苦難的問題，這些思考促使我去尋找答案，於是我開始翹物理課去讀哲學。

我當時只知道康德很有名，所以去看康德的《道德形上學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我把整本書硬啃下來後，其實不算讀懂，只能稍微理解內容，接著又讀了一些科普類的哲學書如黑格爾、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然後就用讀到的一些哲學思想，特別是康德的思想來建構自己的一套神學。我必須承認當時我誤讀了康德，但我用讀到的東西來解釋人生的意義、自然科學研究的意義、上帝的作為等等，進而自己想出了一套神學，因此覺得很得意，於是就分享給當時學校的學生傳道會團契負責人聽—那位負責人Dan MacDonald現在是多倫多長老會的一位牧師，他當時雖然還沒有讀神學，但已經有很深的神學造詣了——他對我說：「你這套神學早就有人講過，而且已經被定為異端了，那個人叫做伯拉糾（Pelagius）」。

我當時不知道伯拉糾這個人是誰，只知道我的理論被認定為異端，是有問題的。我當時在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讀書，不過MacDonald牧師帶我到維真學院的圖書館，要我讀一部書，是兩本厚厚的《基督教要義》。我一打開那本書，就看到上面寫著：「人若不認識自己就不能認識上帝，若不認識上帝就不能認識自己」，這句話是何等深的智慧，而且帶著敬虔。我想到聖經裡面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所以我就開始讀了。我每讀完一頁就發現這個作者所講的上帝，就是我從小認識的上帝，我雖然認識祂，卻不理解祂，然而讀著這部書，我過去想不通的，現在開始理解了。原來這部書的作者叫加爾文，讀完他的書之後，我有很深的感動，並且開始思考畢業以後是否要去讀神學。我接下來又讀了跟他有關的書籍，例如清教徒或者前設論護教學。我因此明白人對這個世界、對上帝的認識可以是客觀的，不論是神學或科學都可以有一種客觀性，儘管這必須是一種批判的客觀性，不是絕對的客觀性，因為只有上帝絕對地客觀地看待祂自己所造的萬物。於是，我重新找到了自然科學的意義，也開始認真上課。

我當初對自然科學失望的時候，便一直翹課去讀哲學、神學，但是讀了神學以後反倒開始讀物理。畢業的時候我在物理、神學，和錄音工程這三個選項中思考了很久，最後確認我的呼召是去讀神學。我那時候很清楚一點：不論是做錄音工程，還是去讀物理，不論是什麼行業都是上帝的聖召。我也不會把神學的地位看得比任何其他學科更高。儘管在對上帝所造萬物的認識上，這門學科應該是核心，但是它不是位階更高的一門學問，我只是到最後覺得我的性情、專長、所受的裝備例如德文等各方面，到最後最適合我，且自己最有熱情的就是神學。

我在中學時代有機會接觸到一群改革開放後最早移民到北美的中國知識份子，看到他們怎麼樣信主，接下來中國開始建立所謂的基督教研究，而最早一批到維真來訪學的學者，正好就到了我們教會，讓我不僅有機會認識他們，甚至還成為他們的同儕，這些機遇讓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意願——將來要到中國大陸去服事。

確定了神學研究的方向後，就更加確定我要到中國大陸某個大學做神學的工作，而且這跟我後來學到的新加爾文主義神學有關：有一位名叫巴文克的神學家，他離開神學院，進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因為他認為學術神學必須要與其他的學科互動，必須要在大學的環境中才能發展出真正的學術神學，然後才能回過頭去造就神學院的神學。如此一來，神學院的神學才能夠裝備神學生，使他們擁有基督教的世界觀。也唯有如此，牧者才能夠讓教會裡的信徒不只是禮拜天的基督徒，而是禮拜一二三四五，甚至禮拜五的晚上都做基督徒。

所以我後來我在申請牛津大學，回答「你獲得學位之後的計畫是什麼？」這個問題時，我寫得非常清楚：我的計畫是要帶著我的神學學術訓練到中國大陸做神學的研究，把「信望愛」的價值帶到一個唯物主義掛帥的社會裡。所以畢業以後應周功和院長的邀請，我在臺北的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了兩年半。我非常感謝他給我一個機會在華神任教。我進去的時候，周院長剛退休，非常蒙福的是，接任的院長是蔡麗貞院長，我跟她也有非常美好的服事經驗。最後我則是帶著蔡院長的祝福來到了浙江大學。

吳：真的是非常豐富精彩！我自己的信仰追尋歷程，例如對神學的思考、走進神學教育，接受神學教育裝備等，跟劭愷老師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身為文組生的我，對物理學其實相當熱愛，甚至可以去找物理系的老師教授談一整個下午。所以剛剛老師提到的現代、近代物理的發展，都讓我覺得好精彩。每多讀一個物理學的領域，包括天文物理學等，我都跟老師有相同的感受——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尋，祂的創造是多麼的輝煌。我自己在面臨苦難的時候，也曾讀了很多不同的哲學家，試圖從叔本華、斯賓諾莎等人的身上尋找一些答案。

系統神學與文化和情境息息相關

吳：目前我自己在維真的主修是系統神學，而我在讀的過程中發現，系統神學的思考架構其實非常根植於西方文化，以至於我們華人常常無法馬上理解當中許多概念。在我們神學院很多的討論課中，可以發現每一個問題前面的預設問題，對白人同學而言通常沒有太大的難處，但是我就會再往前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假設？」然後拓展討論的主題。我們也知道系統神學在後現代文化中飽受批評，被冠上許多罪名，包括父權，只討論大敘事（Meta-narrative），忽略了弱勢群體或是不同的種族。近年的西方學術界也有意識地覺察各種隱藏在哲學或神學傳統思想中的殖民主義色彩，包括康德、黑格爾、甚至是歐洲中心主義都常常被拿出來討論。

所以我想請問劭愷老師，千年來系統神學所建構的大廈之中，是不是也含有這種殖民主義或者歐洲中心主義的元素？面對系統神學，我們要怎麼樣把似乎是用西方語境建構出來的一套神學，在華人處境中教育或實踐？

曾：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們的《信經》裡面講「我信聖而公之教會」，表示我們的信仰不是直接從聖經裡面出來的，我們的信仰一定是教會從聖經領受、代代相傳而來的。然而前人對聖經的領受有上帝給他的亮光，當然也有偏差的地方，所以我們在研究系統神學或所謂的教理學、教義學的時候，我們會說神學教義是會發展（develop）的，例如初代教會的人們其實不太知道如何表達新約聖經所教導關於聖父、聖子、聖靈的真理，也不太清楚如何理解耶穌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是人，以及死在十字架上的到底是上帝還是人，或者耶穌祂有所不知還是無所不知等問題。很多我們可以在聖經中找到答案的問題，教會卻花了大約400年，甚至到現在花了2000多年去闡述。當然，我認為最基本的原則已經在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以弗所還有迦克墩這4個大公會議上確定了。如果一個人憑自己從聖經領受上帝的真理，那一定會變異端，一定會出錯，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對聖經的理解，我們在聖經裡對上帝的認識，建立在大公教會信仰的規範基礎上面。

另一方面，對於三一論、基督論或者基督救贖的工作，祂替代我們受上帝刑罰，這到16世紀的宗教改革，還有17世紀的路德宗、改革宗改革，教會才非常確定地把替代受刑的聖經概念給表達出來，而且這之後還有很多的問題尚待解決。由此我們看見教義和神學是在發展的，在發展的過程裡，我們一定要不斷地回歸到聖經去看前人的神學是否有說不通、解讀錯誤的地方。所以，我們在研究系統神學、教育學的時候，必須對過去的神學抱持批判的精神，一方面我們必須尊重傳統與正統；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審視過去的神學，即便沒有出錯的地方，也要審視是否存在尚待發展之處。

在這過程中，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在於：一個同樣的信仰，在文化語言轉移的過程當中，特別容易看到前人在教育上的發展，或是論述上的不足之處。奥古斯丁、安波羅修他們用拉丁的思維來看希臘文建構起來的神學時，他們能夠帶著嶄新的眼光，提出一些希臘教父當時沒有辦法講清楚的問題。當這些尼西亞教父想用希臘的哲學語言表達希伯來跟希臘文聖經裡的真理時，他們想要找到確切的詞彙把聖經翻譯成希臘哲學的語言，於是他們用了「位格」這個詞，也就是希臘文的「hypostasis」。如果熟悉我們的《信經》，特別是《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還有《迦克墩信經》裡面講到「聖子與聖父同質」，那個「質」用的字是「ousia」，其實在亞里士多德界定下來的希臘哲學裡，「ousia」跟「hypostasis」——即本質、實質和實體——和「位格」是同義詞，但是教父們為了要找到適當的詞彙表達聖經中的上帝是一個上帝，卻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的概念，於是就把希臘哲學的「ousia」跟「hypostasis」區分開來。

談到用新的語言來理解聖經的真理的議題，一開始是希臘文——新約聖經本來就是希臘文寫的——然而希臘哲學在第一世紀之後的四個世紀裡發展了許多新的内容，以亞里士多德學派為例，它在第一世紀到第二、第三世紀中期的累積過程中，就產生了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雖然哲學語言都是希臘文，卻是不同時代的希臘文。就像我們如今用白話文去看道德經一樣，當我們要把道德經翻譯成白話文時，就不得不思考要如何詮釋的問題了。聖經接下來又被譯成拉丁文，到宗教改革以後，又譯成英文、荷蘭文、德文。用這些語言來承載歷代教會從聖經領受的真理時，我們會發現在不同文化語言的環境裡面思考同樣的神學會有不同的亮光，也能夠對過去用拉丁文建構起來的神學進行一些反省，進而比較容易去看到中世紀拉丁哲學的一些盲點。儘管直到17世紀還有很多的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但是漸漸開始有其他語言的著作了，例如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就有拉丁文、法文兩個版本。

今天我們用亞洲的語言來研究神學，也在我們自己的處境裡研究神學的時候，一方面我們並不是重新直接回到聖經去建構一套漢語的神學，畢竟漢語神學一定是傳承過去2000年的基督教神學，所以你看到的漢語神學運動是非常看重教會傳統、各宗派傳統的。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在漢語的語境裡面，如何去看到我們所繼承神學裡的一些不足之處，包括你所講到可能存在的歐洲中心論，一些語言習慣上面產生的問題，例如在西方語言非常重視主語、謂語的區別，但東方語言並沒有那麼重視，這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提醒？包括對我們自己文化思維習慣的反省，也包括從我們的思維習慣去看過去西方建立起來的神學傳統盲點。

吳：我在維真修了一門課：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即基督教教義史，便發現所有的神學思考其實都離不開文化和處境，包括我們盤點的這些初代教父們，從亞他那修到我最喜歡的迦帕多加三教父，接著是路德、加爾文，直到近代的巴特等等，他們都不是在真空中研究神學的，而是在各人的當代處境中思考、發展，以回應當代的問題和意識。劭愷老師所説的一點很重要，就是在系統神學的討論之中，要用不同的語言，去到不同的處境當中思考。我覺得我們在思考系統神學時，很容易將其直接抽離這些神學家或改教家當時所處的環境，然後把它公式化、教條化，變成一個在不論任何情況都可以直接套用的模式。

西方個人主義與華人集體文化之反思

吳：如今的華人廣泛地分佈在世界各地，我從小到大生長的臺灣，和我現在最常待的溫哥華，華人的樣態其實不盡相同。劭愷老師也遷移過世界各地好幾個地方，現在則在中國大陸，您是否有觀察到這些華人的共性？另外，劭愷老師以神學教育者的角度出發，又應該如何回應全球華人當下面對的處境呢？

曾：華夏文明從縱向還是橫向來看，所謂縱向就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橫向就是同時代全球的華人分佈，它都是非常多樣的。每一個時代在文化的表現上都非常不一樣，不要說世界各地的華人，就連中國大陸的每一個省份、甚至每一個地區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華人特性（Chineseness）都不一樣。所以所謂「華人」這個概念是非常多元的。我想當我們談論共性的時候，要小心避免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說華人都是怎麼樣。但共性還是有的，體現在我們的語言習慣裡，從一些生活習慣上表現出來，包括我們剛才講到的西方語言非常明確的主謂二分，這也體現出西方人在看世界時的一種思維習慣，即「我是我，你是你」。傳統的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卻會用更模糊、更迂迴的方式。因為我們在特定處境下都知道在說誰，所以不需要去解釋是對誰說的。雖然我們今天的白話中文已經帶有很多西語的習慣，但是這種不喜歡分「你」「我」的思維方式還是深植在我們骨子裡的。

從排隊習慣也可以看出西方在文化習慣、語言習慣裡面體現出「你」「我」很明確的二分（西方人排隊時需要有個人空間，東方人則常常貼得很近），這便成為我們在研究神學時的重要提醒跟啟發。我們從西方主客清晰二分的思維，看見我們自己文化裡面需要被更新的地方。在我們的文化裡，父母跟子女中間容易缺乏界線，把子女當成父母的附屬品，這種文化其實非常需要被批判、被更新。但是反觀現代的北美文化，父母老了就把他們送到養老院裡面去，這也不是聖經的教導，聖經雖然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卻不是父母老了就不管他們，或把他們送到養老院，而是要孝敬父母。

這裡面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關鍵的問題，剛才講到華人很容易把兒女當成父母的附屬品，用英文來表達，就是把兒女當成父母的property，而「property」這個概念在西方現在的語言裡，其實是有17、18世紀神學背景的，而且是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神學背景。「Property」的概念是17世紀英國清教徒非常重視的一個概念，然而他們的property跟今天我們講的property有一些不同之處。今天英文在講property的時候，是在表達「這個東西屬於我」，例如我用我的勞力去換取的財物，我用我的汗水去種出來的農作物，那就是我的property，所以今天的產權法會把這些東西直接當成我自己的。然而我在用我的勞力換取任何東西之前，首先，我是屬於我自己的——「I am my own property」，因此我是一個自由的人。西方的自由意志主義是這樣子來定義自由的：我不屬於誰，我就屬於我自己，因此我是一個自由的人，而我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我只要不妨礙到他人，不造成他人受害，那麼我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定義並追求我自己的快樂跟幸福。假如我今天覺得我活著不快樂了，我可以去安樂死。假如我覺得我今天想要去抽大麻，雖然知道大麻對我的身體有害，可是這是我的身體你管不著，所以我就去抽大麻，我的自由把自己當成自己的property，這就是很典型的西方主謂二分到最後帶來的一個結果——「你不要來管我，因為我屬於我自己」。

然而這並不是聖經的教導和思維。其實在西方的神學裡，17世紀時也不是如此看待property的，甚至是深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哲學家洛克，他所講述的property概念仍然是聖經的「產業」概念，所謂聖經中的產業，例如兒女是耶和華的產業，或者拿伯的葡萄園是他的產業，這個概念用英文表達出來應該叫做「inheritance」，是繼承而得的，所以他不是proper to myself，即個人擁有，反而是傳承來的。所以當洛克說我是我自己的property的時候，他的重點在於，我作為我自己的property，是誰給我的呢？畢竟沒有任何的東西是憑空得來的，一切都是領受的。所以，雖然我是我自己的，但是在這之前，我是上帝的，因為我是上帝造的，所以祂把我自己賜給我，因此我不可以對自己為所欲為。所以洛克把自己作為自己的property看作是一個inheritance。同樣地，兒女是耶和華賜給我們的產業，所以他們首先是上帝的，其次才是我們的。根據這個概念，我們便不會把兒女當成完全獨立，跟父母沒有關係的個體，也不會把兒女當成歸屬於父母的附屬品，而是把萬物都當成首先是歸屬於上帝，萬有都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無論是地土、金錢、婚姻、父母、兒女，還是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的靈魂，這一切首先是上帝的，然後上帝再賜給我，都是從上帝inherit來，因此我需要珍惜和尊重。在我們華人文化裡面其實有很相似的概念，是「現代」的西方文化很缺少的，就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我的身體髮膚是父母給我的，我因為感念我的父母，所以我需要去尊重我的身體。但假如僅僅是受制於父母，我就變成父母的附屬品，所以一切都需要回歸上帝。

吳：劭愷老師的分享非常生動。讓我想起我在維真上的所有神學課裡面，每一個系統神學老師，一定會強調relational，也就是關係性，人類是被造在關係當中的。之所以如此強調，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回應他們西方式或北美式的這種個人主義和強烈的主客二分。反觀華人的文化，我們從一出生就意識到自己就在關係中——我們跟父母的關係，我們跟兄弟姐妹的關係，甚至我跟七大姑八大姨的關係都是如此貼近的時候，我們如何去思考神學上的關係性？後來我覺得不論是所謂的北美或西方文化，又或者是華人這種強烈緊密的關係，最終都要回到唯一的參照，就是三一上帝祂本身的關係，三個位格之間是不可混淆、非常清楚的獨立位格，然而同時又是在那樣緊密、完美的關係當中。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提醒。

實踐謙卑尋求主真理

吳：《使命門徒》PODCAST，以及整個華福的宗旨都是希望所有的華人可以在你所處的場域中回應基督的大使命，就像劭愷老師最前面提到的，不論你今天被呼召當物理學家還是生物學家，各行各業的人都應如此。所以最後我想請教劭愷老師，對於覺得自己有神學研究或神學教育負擔的華人，他們應該如何預備自己，把自己放在這個場域中來實踐大使命呢？

曾：非常謝謝書翔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也是我不斷地在探索與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越去思考，有越多經歷的時候，我認為神學研究或神學教育者，最需要學會的一個功課就是自我否定（self-denial），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謙卑，而這個詞彙包含了太多的內容。之前我講到我在讀大學的時候讀到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加爾文最吸引我的一個觀念就是自我否定，首先是在救恩的認識上，知道我必須是兩手空空無代價，我不能夠用我自己的功勞來換取上帝的救恩、稱義的恩典，我必須在上帝面前承認我是一個罪人，不斷地認罪，以這種方式自我否定。

其次這也意味著知性上的自我否定，也就是瞭解沒有一個人是上帝，也因此沒有一個人的知識是絕對客觀的知識。每一個人在看事情的時候，都一定會帶著他的觀點和角度，這個不是要提倡相對主義或者是尼采的perspectivism（透視主義，角度主義），因為我們相信真理是可知的，雖然就上帝的本質而言，我們無法用知性或感性完全地認識祂，但是祂藉著祂所造的萬物把祂自己啟示我們，又在救贖歷史中賜下耶穌基督，讓我們可以認識祂，同時也差祂的聖靈默示了聖經，讓我們可以從聖經認識祂在基督裡的所作所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在領受上帝給我們的真理時，一定會帶著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偏差，也就是我們剛才所提的，西方人用西方語言來論述神學，華人用華人語言在論述神學，都很容易會出現一些偏差。

康德就舉過一個例子，當你站在海邊看海，你會看到海岸線以及海平線看起來是不等高的，然而假如你以為你看到的就是真理本身的話，你就會真的以為海平線比海岸線要更高。一旦你知道自己是主觀地看海景，對自己的視角有所批判時，你就能夠間接地反思，去映現出原來事實是海岸線跟海平線是等高的。

我們在研究神學的時候一定要有這樣子的謙卑，這謙卑可以應用在很多層面，包括我自己最敬仰的一位神學家巴文克，他是活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年代一位偉大的荷蘭改革宗教義學家、系統神學家，他的整套《改革宗教理學》都是建基在17世紀的改革宗正統信仰告白基礎上，但是你會發現他很謙卑地去聆聽天主教的傳統，他也承認天主教有很多東西做得比今天的新教徒要好很多，同時用天主教的一些見證回過頭來批判基督新教做得不夠的地方。儘管在根本上他拒斥了康德、黑德爾的哲學，但他仍會正面地去引用他們的思想。所以我們在研究神學的時候，不要始終以為自己領受的就是絕對真理，畢竟「都是領受的，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而我們對上帝的認識一定要在基督的身體裡面，在聖而公之教會裡面，甚至是在一個與不幸之人處在同樣天父世界裡面的這種共同體當中，從他們的視角看自己，我們才能夠越來越接近上帝的真理。這是必須謙卑的其中一個理由。

另外一個理由是，神學不能夠把自己當成衆學科的王母（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雖然這在中世紀是很普遍的一個觀點，但這並不是宗教改革的觀點，特別是新加爾文主義特別強調神學只是眾學科裡面的一個學科，它在功能上很特別，因為只有這個學科能夠去服務其他所有的學科，它是使諸多學問之多樣性得以合一的根本所在。因為它研究的對象就是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是上帝所造所有場域中獨一的主。在基督之下的每一個場域：生物的場域、物理的場域、社會的場域、政府的場域、家庭的場域、教育的場域等，相對於其他場域，每一個場域都具有主權，互相不可以侵犯，也不可互相凌駕於其他的場域之上。每一門學科也都有它的自主性並且自有一套研究方法，不可讓一個學科凌駕在另外一個學科之上。但是眾多的學問與場域裡卻有一個主，主就是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就是神學要研究的對象，所以就這層意義而言，神學是特殊的，但是耶穌基督來「祂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所以神學也應該要謙卑。我覺得神學家最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去瞭解其他的學科，卻覺得自己高於其他的學科。

儘管在現代如此世俗化的社會裡—我曉得社會學家不會讓我們認為這世代很世俗，但我若以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這種比較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是一個很世俗的時代—雖然神學是被排擠的，但越被排擠，我們越有一種傲慢，覺得他們不懂，覺得我們自己最了不起、最高尚，他們應該都要來聽我們的話。然而神學人應該要有一個服事的態度，也就是做僕人的態度，因為神學是要做衆學科的僕人，不是要來做衆學科的王母，它也要謙卑地向其他學科學習。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現在要研究神學，就要效法巴文克，在大學的環境中研究神學。當神學人會學會謙卑，在如此環境中研究出來的神學才能夠裝備傳道人，使其有聖經的世界觀。我認為這種謙卑的操練，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要長久的學習。而在神學上挖得越深、讀得越多的人，應該也越懂得謙卑待人。

不過有一些人會覺得：我讀這些就夠了，然後便認定自己所讀到的就是真理。我現在在美國費城的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西敏斯特神學院）做客座，我們的鎮校之寶之一就是範泰爾（Cornelius Van Til），我自己也會稱自己為Van Tilian，還有Barthian，我最推崇的當然還是巴文克，但是我承認，範泰爾講巴特，真的是講錯了。其實範泰爾自己在晚年寫信給巴特的時候，也是帶著非常敬仰的態度，他信中提到，當年巴特造訪美國時，範泰爾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與巴特碰面，巴特見到範泰爾時主動和範握手，讓範覺得受寵若驚、承受不起。他最後跟巴特說：「我從來沒有說過你是史上最大的異端，而假如我對你的詮釋有任何誤解的地方，我在我們的主裡面求你原諒我。」他也承認巴特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信徒，他從來沒有懷疑過巴特對基督的信心。但是一些華人範泰爾主義者卻覺得範泰爾批判巴特就是對的，甚至有著名的神學家開課，專門講範泰爾如何批判巴特，學生問他「你讀過巴特嗎？」，他說「我不需要讀，因為範泰爾已經讀過了，範泰爾是不會錯的。」「那麼你知道怎麼樣詮釋巴特嗎？你知道巴特怎麼樣理解康德嗎？」這些問題，那位神學家回答不出來。有一個道理，甚至是連不認識主耶穌的人都懂的，所以神學人更該懂，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對於我們不瞭解的神學不要妄加批評，一下子就認定它是異端。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很多福音派教會認為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異端，我想在西方改革宗的圈子也從來沒有人說阿奎那是異端，在17世紀改革宗正統裡更有許多人擁護托馬斯·阿奎那，然而國內很多改革宗教會卻說它是異端。「你懂阿奎那嗎？你讀過阿奎那嗎？」「沒有，可是我就知道他是異端。」「你讀過巴特嗎？」「沒有，可是我知道他是異端。」這種態度在華人教會中非常普遍，所以我們真的要學會謙卑，我沒讀過、我不懂的東西，不要裝懂。

吳：謝謝劭愷老師的提醒，我覺得真的很重要。不僅是做神學研究、進入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的人，而是每一個基督的門徒、使徒，都需要在追尋認識上帝的過程中，抱持著劭愷老師所說的這種謙卑、僕人的樣式，甚至是自我否定的意識。

我特別喜歡周作人的這種謙卑，他就在書中寫過「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為一個學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淺，不配變做一個信徒」，我覺得在尋求更多認識上帝的過程中，每一個門徒都需要重新檢視自己求知的心、求道的心，好讓自己在學者和門徒信徒之間達到良好的平衡。再次感謝劭愷老師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劭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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