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教會如何成為社區的祝福？

EP7 訪談馬來西亞邱君爾傳道：宗派的社會動員能力到底有多強？在疫情隔離下鄉村教會如何求存‪？

嘉賓：邱君爾傳道（馬來西亞神學院中文延伸教育副主任）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今天邀請到馬來西亞神學院中文延伸教育副主任邱君爾傳道。君爾曾在東亞和東南亞不同地區服侍，參與在馬來西亞多個全國性的教會網絡中，也非常關注公共神學。君爾今天將會向我們介紹馬來西亞華人教會的現況、疫情中的危機與契機、城鄉差異和整全使命的議題。先請君爾簡單介紹自己。

邱：我是馬來西亞人。神學院畢業後曾到中國宣教，當時住在香港，好幾年在中國大陸跑動。後來回到馬來西亞，有機會參與許多鄉鎮教會的服侍，也在許多長輩身邊學習服侍，並在過程中有機會參與一些馬來西亞基督教組織和網絡。目前是馬來西亞神學院中文延伸課程的副主任，也是馬來西亞福音聯誼會（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中文部委員，負責聯繫中文教會。此外也是馬來西亞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以及西馬華福會的委員。

教會在疫情中的固守與突破

董：可否請你簡單介紹馬來西亞教會的現況？

邱：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源流的教會，我比較熟悉的是華人教會。我們去年開始爆發嚴重疫情應該是3月，並於2020年3月18日開始全國封鎖。當時每日確診人數大約200-300人。帶來的衝擊很大，因爲所有教會都不能聚會。大家紛紛從實體轉去線上，有很多討論在進行，比如要如何進行直播，要用Zoom還是YouTube。除了這些技術性的討論，也涉及如能否在線上守聖餐這樣的神學討論，以及延伸到疫情之下的牧養。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差不多一年，當中6月到8月逐漸解封，後來10月爆發另一波疫情，又局部封城。2021年1月有超過五個州陸續疫情惡化，又開始封城。教會開始把所有大型聚會都取消，因爲這兩年根本不可能舉辦。教會都在調整策略，有些需先想辦法生存——完全不能聚會，甚至不能收奉獻，經濟肯定出現問題。有的教會平時每月收入僅僅足夠支付傳道人薪水和租金，若長期不能聚會，的確在經費上會面對衝擊。有些教會發現恢復實體聚會後，人數少了一半，流失的會友叫不回來。

整體而言，疫情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教會可分爲三類：（一）悲觀：認為疫情過後教會應該很難走下去，或感到教會元氣大傷、人數和經濟能力會劇減，這類教會屬於少數；（二）想辦法生存、維持、轉型、調整：這樣的教會佔大部分，大家都在努力；（三）不單尋找出路，而是回應挑戰：這些教會也許是比較有條件的，但我認爲最重要還是他們的想法和觀念，能夠及時辨識能做什麽、大趨勢需要什麽，然後設法調整事工模式，及時回應，無論是賑災還是尋找一些需要針對牧養的對象。

董：你剛才把馬來西亞教會分成三類。第一部分可能比較悲觀，覺得大概撐不下去了；第二部分是努力維持，把過去在實體做的都搬到線上，努力地做我們以前做過的事；第三部分可能有些教會開始尋找新的機會、上帝在這處境中做什麽、他們可以如何參與。有兩個想追問的問題，第一部分是，你看到哪一些機會？或哪一些教會看到哪一些機會，以至能在疫情中往前走？第二部分是城鄉差距。我知道你過去幾年跑遍了馬來西亞許多教會，不但大城市、大教會，也包括偏鄉的小教會。這當中你有沒有看到城鄉差距？

邱：衛理公會旗下的一個救災單位，簡稱MCRD（Methodist Crisis Relief & Development，衛理公會危機救濟與發展組織）去年至今非常努力。我和他們的負責人在去年三月封城之前有機會見面聊聊，那是他第一次談疫情，因爲當時剛收到有關武漢的消息，而他說我們對疫情和新冠病毒一無所知。就從那時候聊起開始，一直走到今天，我看同工們都忙瘋了，每天都在努力回應馬來西亞各處的需要。一年來，我看到他們的成果，很感恩。藉著宗派網絡動員的力量，教會突然變成了一個公民組織，甚至跨宗派、跨宗教。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動員也非常大，因爲衆人看見有人在做就參與。他們告訴我，在這一年裏，馬來西亞政府旗下的社會關懷部門有一項公佈：如果列出馬來西亞二十大慈善機構，前十八都是馬來人主導、與政府有關聯，或是穆斯林組織，當然那是因爲馬來人/穆斯林在人口和資源方面佔我國大多數。第十九位是慈濟，而第二十位是衛理公會這一個賑災單位。我覺得這是很不得了的事，由此可見他們凝聚的資源、影響力和覆蓋率。我認爲這就是教會如何看見危機、尋找出路、組織動員的其中一個方向。

董：某程度而言，有些教會因為這次危機看到自己不只是要守成，而是看見鄰舍的需要，藉此機會動員和組織起來回應鄰舍的需要，甚至漸漸超過只服侍會友和照顧弟兄姐妹，也去照顧身邊鄰舍的需要和國家的不同種族。

這讓我想到Christopher Wright（萊特）在《宣教中的上帝》一書中談到整全的使命。他常講到過去一個很大的爭論是：到底整全使命中，佈道的角色是什麽？他說他不反對佈道應該是首要，但當我們把佈道當作首要時，往往帶來的結果就是其他都是次要；也就是當時間和資源有限時，其他都可以放下，唯獨要做佈道。可是Christopher Wright提了一個概念讓我覺得蠻好，也呼應你剛剛分享的一些回應和觀察，就是整全的使命可以從人的靈性需求，透過佈道來切入，但也可以從物質需要和社會層面來切入。他甚至説到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離開埃及的政治權勢，在曠野旅途中供應他們物質需求，在西奈山頒佈律法教導他們如何彼此生活，並且在當中與他們相遇，使以色列人在靈性上有更新和復興。Christopher Wright說整全使命一定要包含佈道，但不一定要以佈道作爲起點，可以從物質和社會或其他方面來切入。這就有點在回應剛才你提到馬來西亞少數教會看到了這樣的機會而往前走。

邱：其實現在越來越多教會這樣做，從宗派開始，因爲宗派比較有資源。一些教會組織的網絡也開始從區域性或局部著手，不過至少有開始，這是很感恩的。

疫情凸顯城鄉差距

董：在疫情的回應方面，有沒有看到城鄉差距？還是其實區別不大？

邱：差距非常大。我跑鄉鎮教會已經十幾、二十年了，還在不斷學習去服侍。我自己來自鄉下，家鄉是一個高原區的農村，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所以回到鄉下我會感到很熟悉很有共鳴。也因爲出身鄉村，所以知道城市教會和鄉鎮教會的資源差距非常大。我們很難想像當城市教會已經在討論到底要用Google Meet、Zoom、broadcast還是要買什麽器材或者直播的鏡頭時，鄉下教會的長老去年才買了他第一部的智能手機，而且是我們的同工幫他買的，買了之後教他如何使用。他連網絡也沒有，因爲鄉下的網速很糟糕。

他們和城市教會的資源差距實在太大，一旦發生封城這樣的事，或突然「卡住」無法維持現狀時，他們便真的束手無策。有些教會將近一年沒聚會，要維繫真的不簡單。長老連探訪也不敢去，因爲長輩感染冠病風險很高。馬來西亞政府規定七十歲以上人士不可參加實體宗教活動或社團活動，這樣一來，有些鄉鎮教會簡直一半或超過一半的人都不能參加了，因爲鄉鎮教會都是老人家居多。如何凝聚城市教會資源去幫助鄉鎮教會，繼而透過鄉鎮教會對他們的社區產生影響，這是我過去不斷在學習、探討和推動的。

董：也許下次我們應該專有一集談城鄉問題，因爲不只是馬來西亞，包括臺灣和世界各地的城鄉差距都是個問題。大型教會、有資源的教會很常也想要幫助，但人通常都以自我中心的角度去判斷對方需要什麽、要怎麽幫，而鄉鎮教會本身可能不覺得那是他們的需要。此外，鄉鎮教會得到資源卻可能產生一些令資源豐富的教會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城鄉教會與整全使命

董：如果今天有機會跟全球華人教會分享一份你心中的熱情，或者心中很迫切想要分享的事，你想要説什麽？

邱：很多課題都很有需要說。剛才談的鄉鎮需要是我心中一直都很希望去推動的，因爲我以前在中國做宣教士，也跑很多農村教會，那些教會的形式跟一般城市教會實在相差太遠。甚至連固定和規律的聚會都不可能有，處在一種組織性很鬆散的情況，然而他們卻能維持幾十年，甚至有增長。所以，如果要談如何關注一些我心中有很深感動的課題，其中一個就是如何把我們手上有的資源用來服侍鄉鎮的需要。可是這課題背後又有一個更大的課題，就是如何成爲使命門徒。

談到宣教，我們通常想到天涯海角，然而我們當如何在自己本土處境中關注可以接觸的群體。城市如何可以幫助鄉鎮，或者幫助城市裏的弱勢群體或任何people group。我們二十多年前剛出來學習服侍，第一次接觸宣教就談10/40之窗，當時Rick Warren（華理克）的《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直奔標竿——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也帶來很大影響，我們都在學習這些功課、策略。10/40之窗是第二屆洛桑大會的議題，可是二十多年過去，我發現其實很多華人教會可能連第一屆洛桑大會的階段都還沒達到。我們還在爭論要先做社會服務還是先傳福音，還在爭論到底要不要踏出去。我們甚至還停留在有關社會福音、新派神學這樣的爭論，我們連那一個包袱都還沒放下。

董：可否請你簡單解釋，因爲很多聽衆可能不太知道洛桑福音運動是什麽，洛桑一和洛桑二的差別在什麽地方。你剛才提到說，我們華人教會連第一屆洛桑大會都還沒消化，可否稍微解釋你的意思？

邱：當時的福音派教會在基要派和新派的爭論間思考如何走比較中庸的路線，如何尋找我們福音派的定位。新福音派要重新思考對普世的使命及如何重新出發，以至有了洛桑福音宣教大會。當時有了洛桑宣言，John Stott（斯托德）牧師帶領大會做了總結，雖然不是很嚴謹的定義，但我們傳統上以此作爲參考——包括誰是福音派、我們的定位、信仰立場、整全使命等。每一屆的洛桑大會都不斷在回應國際局勢發展，包括全球化、人口流動及其他國際議題。因此我認爲以洛桑運動作爲參考非常適切，因爲它給了我們方向，到底我們的信仰、宣教、神學觀、教會模式與策略應該往哪走。華人教會在這方面很需要學習和提升。

董：洛桑運動開啓了四十年前的華福運動，背後的精神就是教會對於世界的整全使命。到底是一味强調改變社會，還是只强調靈魂得救？但當我們在進行這些爭論時，世界也經歷了兩次大戰、冷戰、全球暖化，很多議題在發生。教會如何不只關注内部，而是看到上帝把我們安置在的世界，包括剛才提到Christopher Wright 在《宣教中的上帝》所表達的。其實Christopher Wright就是John Stott一手提拔的，也可以說在神學思想上是John Stott的主要傳人。剛才你提到其實對華人教會有很多想説的，包括回到洛桑運動的精神，看到整全的使命。對你而言，整全的使命是什麽？

邱：我最近也正在讀Christopher Wright這本書，也在寫這方面的paper。另外一本我最近在看的就是Timothy Keller的《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他給我們的方向就是先定義福音，而福音是一個很大、很廣的天國觀念。接下來是思考何謂文化，到底世界的文化是怎麽樣的文化，當然他比較聚焦在城市文化。教會的福音要如何應對文化，早期尼布爾（Neibuhr）提出五種模式，而Timothy Keller提出四種回應模式，因應不同階段和處境如何選擇、應用福音的不同面相，福音包括帶人信主、靈魂得救、門訓，也包括轉化社區、行公義好憐憫，甚至可以影響地方經濟、教育、文化。這方面，Timothy Keller和Christopher Wright都不謀而合，甚至很多宣教學者都有類似看法。第三，這些都不能紙上談兵，需要有很多實際的教會策略去落實。談到教會策略，他又分兩個層面；有一些是教會組織性的策略，有些則是生命機能，信徒生活很organic的社會參與。

董：教會組織層面就好像馬來西亞的衛理公會組織的模式，有機的可能好比衛理公會裏的一個企業家看到社會的某個需要，然後使用大企業的資源，用他創業的創意方法來開拓和服侍社區。

邱：在學習瞭解和觀察這一些理論基礎，再看實際狀況可以怎麽做的過程中，我發現整全使命其實不可能由一個人實踐。它需要有一個教會群體，甚至很多教會群體一起實踐。有些是透過組織性去推動事工，有些則不能稱之爲事工，因是信徒的一種生活，在每一個家庭裏、每一間公司裏、每一個社會參與中發生。將這些元素涵蓋起來，就是整全使命。但教會需要有這方面的認知，否則那怕它發生了，教會都不會發現，也不會認同。

華人教會與處境化思考

董：最後也想談談，前瞻全球華人教會的未來，你有什麽想要分享的嗎？

邱：二十年前我們華人教會談Purpose Driven Church，現在談教會增長。很多華人教會都是別人在做什麽我們馬上就回應，別人去韓國禱告我們都去韓國禱告，別人做啓發課程我們做啓發課程，別人做幸福小組我們都做幸福小組，有效的策略都希望拿來用。可是我們需要更多思考、反思到底需要是什麽。可能今天若去到鄉鎮，他們才剛剛開始談Purpose Driven Church。你可能說鄉鎮教會落後二十年，可是他們的需要和所處社會還在那個階段，就好像剛才提到那位長老剛買第一部智能手機同樣的原理。

華人教會需進行更多本地化的反思，而非不斷去仿效別人。目前的大趨勢都是有關教會增長或者各種策略上的探討，但我比較有興趣探討的是一些比較小衆的主題，可能在後現代的液態社會裏沒有太多人注意，但肯定是一個需要。比如現在的網絡教會是不是一種新的液態型教會，而在西方更早期就有所謂新興教會這些趨勢。還有Brian McLaren一群人在探討的networking church，甚至香港陳韋安博士的「流堂」（Flow Church）群體，我們其實也想探討。在各個不同城市裏，我不敢說這是一個必定趨勢，但肯定是一個必須探討的趨勢。

董：訪談之前我跟一位韓國牧師通話。他聊到韓國教會的現象，越來越多年輕一代離開大型教會，到一些類似這樣的中小型實驗型群體。當然不能説教會的未來一定要是這幅樣貌，但的確大家好像在找另外一條路。似乎在不斷追求組織的壯大之餘，大家也感到其限制和一種窒息感。年輕一代也在尋找一個表達、見證福音的另類模式。

邱：我作這樣的探討一方面因年輕一代有這需要。我接觸很多年輕人、大專生、職青，我感受到他們有這種掙扎。可是另一個探討的原因，是之前我提到的更大議題——華人教會需要思考他們當下面對什麽處境。這些話題在城市可能很實際，去到鄉鎮也許就沒什麽意義了，因爲處境不一樣。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很多的處境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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