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神學——數位時代對教會發展的意義

EP29 訪談朱珩甄博士：數位神學——疫情衝擊下教會如何穩住陣腳跟，平衡發展？

嘉賓：朱珩甄博士（愛丁堡大學神學客席講師）

主持：董家驊牧師

什麼是數位神學？在教會的場域轉變中扮演什麼角色

董：朱博士，可否請你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朱：我在香港長大。以前在香港從事銷售電子零件的工作。幾年後，去了美國Fuller神學院讀道學碩士（MDiv），服事幾年之後，再到愛丁堡大學修讀「世界基督教」博士學位（PhD）。今年9月開始在愛丁堡大學教授世界基督教，及一些關於宣教的歷史，主要是圍繞亞洲、東亞的基督教。

董：當談到世界基督教與宣教時，你是怎樣跨領域到數位神學？

朱：其實數位神學是一個較新的研究項目，談到全球化如何影響基督教。也因疫情，當大家只能留在家中，華人基督徒怎樣在自己的國家互相影響。我以前有接觸很多不同的電子產品的範疇，但我大學是讀音樂，而起初我的博士學位是修讀公共神學的。雨傘運動之後，很多討論都在網上，青少年不知如何跟教會對談，亦覺得教會没什麼回應。於是香港的牧師覺得可以發展這個方面的事工。我對此很感興趣，所以博士學位就開始研究數位神學了。

董：什麼是數位神學？從以前印刷時代過渡至現在受數位文化影響下所做的神學，的確是新的探索，但在教會歷史中場域的轉變與溝通，應該不是第一次吧？

朱：數位神學在方法論上或許有不同的範疇及看法，通常是神學在數位的空間如何表達出來，而不同的神學家研究的部分亦會不同，當中有些提到從以往的印刷文化到數位文化的轉變過程，以及當愈來愈多年輕人都用社交媒體，數位文化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的等等。在基督信仰實踐當中這樣的轉變不是第一次，只是關乎媒體如何轉變過來，亦不是一蹴而就，例如從紙本聖經到電子版聖經，都是漸進的過程。

歐美文化與亞洲文化在疫情下對線上崇拜的差異性

董：根據英國杜倫大學專門研究數位神學的Peter Phillips博士描述，數位神學大概可分成用數位通訊科技來教育神學、借助數位科技來作神學研究、數位與神學的對話、透過神學來分析與評價數位文化並探索如何在當中活出信仰等四個形態，你的研究是集中在哪一個部分呢？

朱：主要是第三個部分，關於數位文化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如何影響數位神學。最近我寫的一篇文章，關於疫情如何影響香港教會，而香港教會又做出怎樣的回應，而有些行動是在數位空間裡做不到的：他們平常跟弟兄姊妹見面，怎樣做一個實體的事奉。其實一開始時我身處英國，而英國很多教會都不懂如何做廣播，所以很多教會都停了，包括我現在的華人教會，都停過幾個月。英國的教會覺得若不是實體崇拜就不等於崇拜。但相對於香港、臺灣等亞洲地區的弟兄姊妹，他們都很適應網上崇拜，另外同工們都非常樂意在疫情發送日用品時，順帶教導教友們使用網上的教會資源，所以不同地區的教會對於數位文化都有不同的回應。

董：歐美文化一向較著重個人主義，反而在疫情當中較著重實體的連結，相反，亞洲文化一向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緊密交往，卻在此期間更願意透過線上進行崇拜與團契，你認為是怎樣形成這個反差呢？

朱：在英國，基督徒普遍都想有一個工作與家庭以外的團體，亦習慣在團契後有聚會。這是重要的社交機會，所以停止實體聚會帶來重大的影響。但在香港，通常崇拜或團契後就會直接離開，因為傾向群居的華人，都較重視團體活動，若去教會，會結伴同去。但英國人則選擇獨自參與，没有與朋友一同參加聚會的概念，這是文化上的分別。

在疫情的衝擊下，聚會模式：實體 VS 數位如何取得平衡

董：疫情至今已維持了一年多，你覺得數位文化對華人教會帶來了怎樣的衝擊呢？你對此有何反思呢？

朱：我覺得以前這些都是教會的影音部去負責，弟兄姊妹們未必覺得自己與此有很大的關係，但現在變得我們都要反思我們的團契與其他的教會活動，有什麼是可以安全的聚在一起，或者什麼是現在還是不開始會比較好的。也因為現在網絡的方便，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利用網絡平台去傳福音是比較好，幫助有人在看了網上崇拜後，可以回到實體的崇拜，領他們進入教會，而不是只留在家中觀看。

董：當談到跨文化的宣教領域時，都會牽涉到文化背後的一個大敘事（Meta narrative），比如說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不同地區的文化，若要以這個框架去談數位文化，你認為會是一個很一致還是多元的方向呢？

朱：我認為是比較多元的，因為如果你對某個團體有興趣，你就會去參與，例如若對華人的基督教文化有興趣，就會去瀏覽那些相關的網頁或去討論區跟他們互動。雖然我覺得英國本地人與剛移民過來的香港人在互動的文化上是有差異的，但因為現在要進到一個新群體的確太方便，先觀察以後彼此再互相影響而改變，兩者之間還是有互動的。

董：在數位神學上中，有没有一些較難有共識的討論？

朱：如果網上有一個團體，那麼它是真的，還是虛擬或數位的團體呢？其實我不太喜歡以「虛擬」去形容，因為很多團契本來就已組成了群體，而這個群體在實體見面時仍是同一個群體，只是互動的模式不同。在網上通常是一人發言，其他人聆聽。這是比較被動的互動方式，但實體互動時則會有較多分享。另一個分別是，不同宗派與神學系統面對聖餐的議題時，在解讀餅跟杯祝福以後是否真的象徵著變成了耶穌的血與身體的問題，用線上的呈現至今依然有很多辯論。

董：談到虛擬與實體團契聚集，像是透過網絡而没有實體就是「0」，而面對面接觸的參與則是「1」，如此劃分非0即1的概念。但若以光譜的概念來說明，是否能幫助我們更易了解團契、交流與同在？你會怎樣看這個想法？

朱：你講得很好，其實即使彼此見面，精神上可能也不是同在。所以不用把兩者分別得這麼仔細。有些人不太習慣或喜歡使用數位設備去交流，譬如說老人家。就幫助他們安排在合適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實體團契，而年輕人則可繼續用數位設備聚會，教會不用規定全都用同一種聚會方式，不同團體有不同需要。有些教會，以前已經開始想要網上聚會，因為當中有傷殘人士，本就不能回到教會。我也有跟一些神學同事討論過，英國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傷殘人士，我們如何幫助他們參與崇拜或組成團體，這是疫情前已有的概念，只是當時因教會經費問題而未做到，但疫情之後，就只考慮做與不做了。

以神的話語為根基，避免落入崇拜與盲從

董：數位時代對基督徒帶來了怎樣的衝擊或機會？你又會如何鼓勵基督徒去面對？

朱：華人教會其實有很多網絡聖經資源可靈修，但要面對選擇太多和如何選擇的挑戰，和何時去做哪些事情。譬如，若有家庭，還有要服事的團體的話，就不用一定要對著螢光幕。上星期香港教會的同事分享道，多了網上看資料的時間，其實就少了實體交流，反而多了很多精神健康問題，所以要平衡。可以多看但不一定要看很多，互動也很重要。

董：在香港的氛圍下，愈來愈多「KOL」的興起，而在過去如社會運動或教會內都強調「無大台」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兩者背後的脈絡是什麼？你有怎樣的反思？

朱：「無大台」是雨傘運動時比較多用的字眼，是說如果在一場社會運動中就應該没有「KOL」跟我們講要做什麼，所以當時才興起。至於「KOL」，Heidi Campbell 的《Digital Creatives and the Rethinking of Religious Authority》，就談到教會「KOL」的權威從何而來，她用的概念是教會的「KOL」都是牧師，為何你會覺得他所說的話是有權威的，是有屬靈權威還是擁有個人魅力，令人覺得他們的話比較有力。但在華人教會裡，所謂的「無大台」其實還是有大台的，華人教會的文化不一定是儒家文化，但我覺得總有一個概念是某人講得比較好或者牧師講得較有力，事實上「KOL」是存在的。在教會裡，不是由我們而是上帝去定義誰是「KOL」，不是他講道比較好聽就覺得他是「KOL」，而是因為他是上帝的傭人，所以他被按納，兩者有分別。所以我不太認同網絡上某個專頁有較多的追隨者，剛好他是基督徒，就認定是「KOL」，就要去聽，這個概念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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