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0 訪談美國王唯權牧師：何謂改革宗教會的三種權利？以「靈魂的餵養」面對政治和公共議題？
嘉賓：王唯權牧師 (美國焦點基督教會牧師)
主持：董家驊牧師
王牧師的神學成長背景
董：王唯權牧師的經歷很有趣，可否請你簡單介紹你的背景，以及如何走到牧會的歷程？
王：我以前的夢想是一輩子做音樂，組一個超越五月天的搖滾樂團。我也參與過基督教音樂事工的服事，並尋求這方面的呼召。後來上帝透過一個很奇特的方式呼召我，使我成為了傳道人、牧者。我本來是在一個神學光譜偏靈恩的教會，後來的一些經歷和反思，使我成為一個改革宗的牧者。
疫情帶來教會反思的機會
董：從個人牧養的層面，你看見疫情對美國華人教會或美國教會有什麼影響及個人反思？
王：我認為疫情帶給教會「哥白尼式的革命」。疫情爆發時，我的教會剛開始兩年，如今走向第四年。疫情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教會是什麼？牧養一個年輕的教會的未來方向是什麼？事實也證明，牧者在疫情期間，有重新沉澱的時間，也有重新傳遞異象的機會，使教會在這一年因禍得福。
因為疫情，很多教會開始學習使用新媒體和網路來做宣教傳播和線上崇拜聚會。我認為這對於北美教會，尤其在神學光譜偏保守的教會有深遠影響，對我們的教會來說也是如此。例如舉行聖禮的事宜，也讓我們想到線上聚會是否有合理性。我也曾針對這個問題講了一篇訊息，透過《約翰福音》來正當化、合理化線上聚會。當然，實體聚會不能被取替，但是線上聚會的正當性、合法性（聖經的律法）、合理性，是否符合聖經的啟示呢？網路是否能被教會當作聚會的空間？它是虛擬的，還是實際但卻數位化的？我們怎樣理解這個課題，對於從事神學教育或走在神學思考前線的人需要更多反思。
以異象與神學反思回應多變處境
董：對於以上這些不能簡單回答「是」或「否」的問題，你的看法是什麼？
王：疫情剛爆發時，我便想到Timothy Keller牧師的書《二十一世紀教會的成長學》（Center Church）。這本書在我植堂方面有很多幫助，也幫助我使本來比較有教派意識的思想變得更有彈性。在面對這個處景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牧者應該做什麼事情？
首先，我認為牧者需要有異象，因為異象反映出牧者和教會在特定處境下的信念是什麼，他會採取什麼行動來落實信念和回應處境？其次，除了行動的異象之外，也需要神學異象。神學異象是一種願景，或是在特定處境下所傳遞的目標。Keller也問到：你要拿你的神學教義來做什麼？在一個特別的時刻或處境當中，你要拿你的信仰傳統來作何回應？我們需要在這變化的處境下，傳遞一個有規範性的、永恆的方向。因為異象很容易是主觀的，這樣的目標有可能是有誤的，以人為本的。神學異象的優點在乎我們回應處境的方式——不是基於個人主觀的感受，而是回到聖經來回應。一個基督徒如何理解神學與聖經的關係，跟他的宗派和神學傳統有關。從我所在的神學傳統來看，神學是從教理而來的，教理是教會所接納的教義，教義又是來自聖經。我們看神學和聖經有很緊密的關係。因此我希望在這情景下，是用符合上帝心意的方式來回應，來面對教會在疫情中作的事情。特別在北美面對反反覆覆的疫情，我認為教會需要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有哪些權柄和權力，以及上帝給教會的使命是什麼？借此來反思自己應當如何回應。
疫情中教會首要之務為「靈魂的餵養」
董：你曾經特別強調牧者應該在疫情中做「靈魂的餵養」，請你闡述一下你所談的是什麼？
王：做「靈魂的餵養」，是基於我的教會作為一個地方教會的實際處境，按自己在聖靈的尋求和自己的神學傳統來回應的方式，並非強調每一間教會都應該用同樣的方式來回應。因此我說，教會需要回到信仰文本當中去探索教會的權柄和本質，藉此來決定自己應做什麼事情。
我希望用一個比較神學性的方式來面對疫情，所以我問自己：我的身份是什麼？我該做什麼事情？我受到Kevin J. Vanhoozer的《牧師——公眾神學家》（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這本書的影響。在這本書當中，作者提到當我們在思考公共神學時，我們想到的是置身於公共社會並為其服膺的神學（Theology in and for the public square）。他在這本書中提出公共神學是「Theology in and for the public」，此處「public」是指「people of God」 ，即Church；以及「for the sake of the public」，此處「public」是指「people everywhere」，即置身於上帝的百姓、或置身於教會之中，並為其服膺的神學家，為了普世的人民、公共的社會。他在一般界定方式的基礎上特別聚焦在教會群體。他認為牧者作為公共神學家首先要意識到的是，我們所在的「公共」，其實是教會，牧者要盡責的對象首先是他所牧養的百姓。我們應當首先服事上帝的百姓，賦予他們權柄，使他們能夠在社會當中作光作鹽。我個人認為這非常符合聖經的想法。
這與Abraham Kuyper的神學有異曲同工之處。Kuyper也提到教會應當如何影響社會，他認為教會直接的工作乃是吸引被揀選之人歸正，並且叫他們得到安慰造就，藉著聖靈彼此聯合，然後成聖，再間接地為社會帶來祝福。很多人知道Kuyper看待文化的方式是教會應當參與在社會當中並且轉化，但其實他認為教會為社會帶來祝福是一個間接式的進路，不是直接的。跟一般的公共神學看待這個議題的方式比較不同。
當我意識到這個事情時，我回過頭來思考我作為一個牧者和羊群之間的關係，思考教會在疫情當中應當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它的權利有哪些？它的使命有哪些？在改革宗的傳統中，教會的權柄有三種：教導、治理和憐憫的權柄，即做宣講福音、執行紀律和慈惠事工的權柄。這三者由教導的權柄（神的話語） 開始。教會有權利決定自己相信什麼、有權利宣講神的話語、有權利維護真理、建構信條、提供神學上的訓練等等。教會也有治理教會和執行紀律的權利，因為上帝是透過聖靈以及祂的聖言治理教會。這與我們的神學傳統和改革宗的傳統有關。我們按照神的話用愛心來規勸，希望藉此能夠挽回對方。
很多教會在疫情當中採取人道事工、慈惠事工是很正確的。但基於我們的處境（我們教會有很多背景是非基督徒、無神論的人），我認為在疫情的衝擊之中，我們教會最需要的是對真理的認識，因此我想回到聖經，教導神學和真理，也就是所謂「靈魂的餵養」。我們開始週一到週五一起讀加爾文的靈修和祈禱，之後讀加爾文的基督教教義，我們每天禱告半小時，接下來用二十分鐘讀一篇內容和做一點簡單的講解，大家就會回應禱告，這樣已經持續了一年多。
我覺得自己重視「靈魂的餵養」，也跟馬丁路德遇到瘟疫時的回應方式有關。他當時寫了一封信叫《基督徒是否應逃離瘟疫》（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他強調在瘟疫爆發的時候，每一個擔任公職的人，譬如市長、法官，這些官員都有義務留在崗位上照顧市民的需要。而神職人員更應如此，因為我們是有屬靈職務的人，不應逃跑。在發生疫情時，人們是面對死亡，因此他們最需要的是「靈魂的餵養」，特別是透過神的話語和聖靈去鞏固他們的良心，在信心上戰勝死亡。「信心」對馬丁路德而言是親近、敬拜上帝的首要與唯一條件。對我自己而言，我也是在讀了這篇文章後思考，我在牧養和面對類似處境時，應當如何回應。我們在講道中談到疫情中的教會，例如我們討論網路崇拜的合理性、線上聖餐的執行方式、屬靈恩賜，讓弟兄姊妹認識基督的身體，反思在疫情當中以及之後怎樣彼此服事。也講到愛的真諦，怎樣通過「信、望、愛」彼此連結。以及關於教會治理，教會的權利和天國的鑰匙、政府／政治和教會之間的關係，幫助大家思考我們怎樣看待當下的政治處境。我們在疫情當中做這些事，是希望讓大家在信仰上紮根更深，信心更被堅固，這也讓我們教會預備好，在疫情後以傳福音為主軸去回應社會。
董：以上你提到回到教會的神學傳統，特別談到教會的權利。第一個是宣講福音的權利。第二個是執行紀律的權利，第三個是憐憫的權利。但這當中你是有優先次序的。而在疫情當中教會不能做很多外顯的事，但你也發現這是一個建立根基的時間，你在宣講福音的權利中著重「靈魂的餵養」。期待疫情趨緩，教會可以進入為著他者（for the sake of others）的這個公共領域來前進。
「知識積累」vs「信仰實踐」
董：教會在理念的探討方面有兩個觀點，一是先累積知識再實踐信仰，另外一個是在實踐中學習知識。你認為彼此是有衝突的嗎，你是如何看待的？
王：我覺得這兩者在概念上沒有衝突，但是在實踐上卻有。因為實踐會佔用我們的精力、時間和人手的安排。舉例來說，在疫情中我們教會富有愛心的年輕人開展了「送愛到鄰舍」的事工，為行動不便的弟兄姊妹和長者採購日用品並送到他們家中。我們教會有100-130人，然而報名表示需要這項服務的，一個人也沒有。因為當地網購很方便，物資很豐富。我們想過做人道事工，但沒有機會實踐，這跟我們所處的環境有關係。因此瞭解我們所處的處境後，我們就把焦點轉向內在的裝備和培訓。
教會和其他場域之間的主權差異
董：Keller講到教會作為機構和作為有機體在參與公共上是有差異的。教會作為機構是透過教會的架構來參與公共，但教會作為有機體參與公共是牧者裝備群體，而教會群體按照他們的恩賜、資源和感動有機地回應和發展。這方面你有什麼反思？
王：教會是機構，又是有機體這個神學區分，也是我們改革宗神學的特色。我們認為基督是透過聖靈聯合他的百姓，這是教會作為有機體的存在。但同時教會作為機構指的是教會仍然是有架構的，由長老和聖職人員治理，需要透過不同的規章和制度來合理地、合適地舉行崇拜，並有權利行使教會的三個權利。
董：我們剛剛提到的Abraham Kuyper，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一開始是牧師，後來辦報紙、辦大學、組政黨，後來他的政黨贏了，他成為了荷蘭總理。他是在十九世紀末的荷蘭一個很特別的基督徒，你很難把他切割定義為教育家、政治家、還是媒體家。他開創的神學被稱為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很多神學家在他的基礎上擴展和發展。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Sphere Sovereignty」（場域主權）。不同的場域，都是上帝掌權的，但是，教會作為一個公共機構，教會的場域就是在某一個領域當中，而不是跨入政治領域。你覺得他的這個說法如何影響你去看教會在疫情中對公共社會的回應？
王：不同的領域包括家庭、教會、政府、教育至終等都需要向上帝交帳，上帝有完全的主權，但這些領域彼此之間都有各自的獨立性而不能互相越權干涉。這個意思是說，當我提到教會所擁有的權利包括教導、治理、或憐憫，這些權柄是獨立於與政府組織的，因此政府沒有權力管轄我們如何治理，或者直接安排官員和任何人士來管理教會，同樣它沒有權力去主導教會在疫情當中進行慈惠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和政府在形成、運作本質、目的也是不一樣的。例如，教會的形成是透過上帝的聖言和聖靈所聚集和護衛的群體。但政府是世俗的，它是由各種信仰的人組成的，當中有被揀選的人，也有尚未得救的人。除此之外，在改革宗的傳統當中，教會的形成是由上到下的，從基督的救贖開始，所聯合的一群人。但政府的組成是由下到上，多是由某種共識或契約，由人民自己組成的。它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法律條款。它們存在目的也不一樣。教會存在為的是帶領弟兄姊妹敬拜上帝，造就和裝備信徒，並且傳福音。但政府存在是為了維護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和社會的公義。
關於教會和政府的差異，我會從英文翻譯為「軍權範疇」。在不同的領域當中，我們看到不同範疇的差異。教會不應過度介入國家或政府的事情，同樣政府也不能去管理教會，因為教會的權柄是來自上帝的。這兩者的差異就像我們談到的，到底什麼是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如果我們把它界定為「Theology in and for the public square」，那我們認為教會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公共利益，好像教會也有權利去干涉政府，或者管轄我們所在的環境。但如果我們界定為「Theology in and for the public，for the sake of the public」，其中「public」首先是指上帝的百姓，然後才是指的是公共社會的話，我們採取的進路就會不一樣。
因此我反思我的信仰傳統的公共神學，我的結論是，作為一個牧者我首先要讓我的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紮根，再幫助他們進到社會當中作光作鹽。我不認為教會有權利直接切入和干涉政治，或是指導弟兄姊妹應當如何回應社會議題，但是教會有權利去裝備信徒使他們進入社會、影響社會。但當然不同的信仰傳統與處境，可能會有不同的進路，我們可以彼此學習。也期待未來能聽到更多神學傳統彼此對話的聲音。
相關資源：
- 《Center church: doing balanced, Gospel-centered ministry in your city》（中譯《二十一世紀教會的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Timothy Keller（提摩太 · 凱勒）
-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中譯《牧師——公眾神學家：重拾失去的異象》，Kevin J. Vanhoozer（凱文 · 范浩沙）
- 《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中譯《基督徒是否應逃離瘟疫》），Martinus Luther（馬丁 · 路德）
文字記錄：謝煒瑩姊妹
編輯：曾伊翎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