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是趟悔改的旅程

EP34 訪談莊育靖牧師: 宣教即悔改之旅——眼界轉化：當什麼都「不能」時，我是誰？

嘉賓：莊育靖牧師（SIM駐南非宣教士）

主持：董家驊牧師

簡介在南非的宣教服事

董：今天邀請在南非向祖魯族宣教的莊育靖牧師，分享如何踏上跨文化宣教的旅程；從一剛開始的憧憬到實際情況以及遇到的衝擊，後來一邊在工場、一邊繼續念宣教學。他的師母為什麼形容這一年的學習是趟悔改之旅？從育靖牧師的分享，我們看到跨文化宣教不只是參與上帝的使命，也透過另一種文化的視角，有個嶄新的機會認識福音的不同面向。先請牧師介紹現在的所在地？

莊：我在南非德班市（Durban）的南方，約三、四十公里以外郊區的一個城鎮叫Amanzimtoti，這裡的地形高高低低，很難找到一個平地。德班是南非的第一大港、第三大城，位於東方、鄰近印度洋。

成千上萬的人歸向主，誰來做門訓？

董：請牧師分享從台灣到南非的心路歷程？

莊：我的母會是石牌信友堂，對年輕人在宣教上有很大的影響。大概在1994、1995年，母會第一次舉辦宣教年會，那時，李秀全牧師以約翰福音21章15節挑戰我們，講到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當時在銀行工作的我很被觸動。我原本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用25年在銀行工作，然後買一套房子養老退休，就很知足了。但是牧師給我很深刻的提醒，我愛上帝比這些更深嗎？

1996年，教會組織短宣隊，已故的諸長樂牧師帶着我們老少，到南非的約翰尼斯堡，由現在還在做華人事工的段忠義牧師夫婦接待，到不同的華人聚集點作見證，開啟我的宣教視野。當時參觀了一間孤兒院，那裡的宣教士說：「你看我們地方多麼小，大概只可容納六、七十個人，但是外面還有幾十萬的孤兒沒有家。你看看這兩個孩子，我們是在垃圾堆把他們撿回來的。」是怎樣的動機和心胸，讓他們願意投身在這樣的宣教環境中？特別是段忠義牧師，在種族隔離結束、黑人執政後，他幾次很驚險地被槍指着頭。什麼原因讓這些宣教士可以放下西方或台灣相對舒適安全的環境，來到這裡奉獻自己？在禱告中，上帝給我一個意念：「沒有什麼，就是因為愛。」觸動我回想起李秀全牧師的信息：「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於是我開始尋求。

隔年，我也邀請我的女朋友（現在的師母）再次回到南非短宣一起尋求，我們將要進入婚姻，希望有一個共同的異象。直到2001年，才正式明白神的心意，我離開銀行，師母辭掉軟體工程師的工作。至於為什麼會來到非洲？當然南非短宣是一個很大的敲門磚。同時，在神學院期間，我一直在關注非洲宣教的需要和趨勢，注意到布永康牧師的非洲大復興，全族、全村落歸信的大好消息，這些當然振奮人心、激動歡喜，但我直覺的第一反應是：「成千上萬的人歸向主，誰來訓練他們成為門徒呢？」

第二，我們母會有位謝麗娟宣教士，現在是SIM國際事工差會台灣主任，她回來述職時，常讓我們看見非洲的需要，提到「信徒千里遠、靈命半尺深」的非洲屬靈情況，也觸動我去反思「如何做門訓」？如何加深當地信徒的生命深度？另外，我在神學院時讀到一本書《下一個基督王國》，作者Philip Jenkins以數據分析趨勢，預見2050年基督的國度將會從北美或西方移向整個大南方——中南美洲、非洲、中國、印度等等；書中還提到，2050年可能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宣教士會被派到西方。我的心一直在非洲，我問上帝，如果這是下一個聖靈的浪潮，那麼，非洲準備好要差派宣教士了嗎？是不是需要動員很多人？需要很多工人的培訓？可以鼓勵他們一起參與宣教行列。這些影響我來到非洲。當SIM國際事工差會問我：「你覺得上帝怎樣帶領你們？去到哪裏？」時，我們提出三個感動：非洲、講英文的地區、做黑人的工作，但並未針對特定國家，沒想到，結果南非成為第一選項，最後，帶領我們在2010年底來到南非。

董：你心中對非洲是有負擔的，特別看到非洲未來將是全球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方，但不只是信主，而是被門訓，甚至被差遣，成為宣教的群體。但在申請過程中，也尊重差會的決定，他們看到南非有需要，所以你們就被差到那裡。你們在南非主要並非做華人的福音事工，而是當地人？

莊：主要服事的族群是祖魯族（Zulu）。我們有心想學祖魯語，但來這裡時已經39歲，雖然不能用這個作為藉口，但即便10年以後，我和師母的祖魯語也只是小學三、四年級程度，可以進行日常生活會話。主要的挑戰在於共通官方語言是英語，除了在祖魯族服事要用他們的語言外，與印度人和白人、甚至一些正式的互動時都用英語，受過教育的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們也可以英語溝通，因此降低我們在祖魯語繼續成長的機會。南非有5500萬人口，祖魯族佔24%，約四分之一，第二大族科薩族（Xhosa）佔19%，這兩個族群加起來約是一半南非的人口。他們的語言約90%相同，所以學會祖魯語，就可以跟科薩族溝通。依我淺薄的觀察，兩大族群的關係是和諧的。有時也會遇到賴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Swazi）族，因為生活和嫁娶而過來這裡。

當什麼都不能做時，該如何定義我自己？

董：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都在推動跨文化宣教，身為走了10幾年路的宣教士，請分享您從預備「去」，到在工場落地生活幾年之後的生命反思？後來，又是什麼原因讓您在宣教中，想再去進修跨文化宣教學位？

莊：一開始我們對宣教工場並沒有太多的想像，只是聚焦在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最初能想到的很淺薄但也很重要：第一是語言，台灣教的英語是考試用的，而我也不是很有語文天賦，所以我們很努力預備英文；另外，也考慮到孩子的教育，他們能不能進入跨文化的環境？其他的挑戰和適應是到了工場後才逐一浮現。

首先是工場的地點，我們只知道在南非，但不知道是哪個城市。原本曾談過會在南非最北邊，但出發前，工場的主任說，可能會是在我們所在省的首都。等到約翰尼斯堡受訓時，又說要搬到另一個地方，完成訓練後，又再改到目前的所在地，總共改了四次。我跟師母說：「我們雖不是亞伯拉罕，出發前還不知道去哪裏，但我們所經歷的信心挑戰是，將要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定論。」所以，對於預備出去宣教的年輕人而言，這樣的信心並不是把我們做的決定交給上帝，而是讓上帝來做我們的決定，這是很必要的操練，因為在宣教工場真的是千變萬化。

另外，我們到了祖魯教會，發現聚會場地全是鐵皮屋；我們台灣的母會是在一個玻璃帷幕的辦公大樓裡，心裏馬上就要調適那個落差感。然後是祖魯弟兄姊妹的敬拜，他們又唱又跳，其實不需要音控，就是把音響開到最大聲，我耳朵實在受不了，外在環境的巨大改變進到心裡，讓我不禁想：我是在享受還是在忍受？我還能忍受多久？

還有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及人際關係。因為我們到了新的地方，所有的關係都是從頭來過，特別是我在諸長樂牧師帶領下一起事奉，作傳道、牧師，在台灣的服事也看到成果和成就感。但來到這個地方，一切從頭學起，像一個嬰兒要學祖魯語，還要加強英語。所有東西都好像感覺「我不能」，當下讓我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我到底是誰？我是因為所做的事情來定義我是我？還是我是上帝眼中的我？那上帝眼中的我又是什麼樣的呢？特別當我走在街上時，我常被問到兩個問題：一是你會功夫嗎？第二是，你有沒有工作讓他做，因為他們覺得你可能是生意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都不能做的我，不知該如何定義我自己！

有一次，因前院的雜草沒有處理，被鄰居檢舉警告，我覺得很挫折，怎麼這個環境這麼不友善，我不會、也不習慣園丁的工作，但也只能勉為其難除草，一邊禱告一邊問上帝，到底我在這裡做什麼？除雜草就是祢給我的呼召嗎？在問答的過程當中，上帝給我一個意念：你看看耶穌，耶穌來到這個世上，從頭學起，祂也跟你一樣學亞蘭語、希伯來文，還學過希臘文，在猶太社會中一點一滴地成長，謙卑地在這個文化裏學習，甚至在12歲時上到耶路撒冷聖殿，坐在教室裏一邊問一邊學，這需要多麼大的謙卑才有辦法做到？想到耶穌所做的，我只是體會千百萬分之一祂的感受；於是我被說服，我需要更多地謙卑在上帝面前。自我的認同在於上帝的手中，我所做的事情、我過去是誰、我的人際關係，都不能定義我是誰。我現在需要開始認識全新的我、在南非德班的我，這是個很大的挑戰！

做事工 vs. 作神的兒女

董：其實我從小就認識你，看你就像是大哥哥，有一年曾經一起服事青少年。之前都是你帶著我服事，但不曾從你的角度，從頭到尾聽過你從蒙召到南非的經歷。你的分享讓我想到神學院剛畢業時，在美國教會很努力也很認真地服事；一年後，我想，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年輕傳道人，應該主動問問主任牧師對我的期許和評價，或有何改進之處？當時的主任牧師陳逸豪牧師聽了我的問題後一直笑，然後給我的建議就是「放輕鬆」! 他說，你太緊張、太求好心切了，如果你的價值是建立在你所做的事，很會講道、很會做事工、你的團契成長等，那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當你老了，什麼都不能做時，你還有價值嗎？如果你的價值是建立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這一生都會很焦慮，因為你害怕失去你的價值。他鼓勵我說，先學習在上帝的恩典中作神的兒女。其實我們每一個基督耶穌的門徒都有一個很寶貴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兒女，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這個身份，而不是透過所做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悔改：理解之前不該批判

莊：在南非服事一段時間後到神學院繼續讀書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跨文化宣教中遇到很大的心理危機，不是外在和當地祖魯弟兄姐妹有衝突，而是總有個過不去的坎。坦白說，我和佳雯師母常常在背後論斷為什麼這個文化是這樣？為什麼聚會總是遲到等等。我們華人比較內斂，不會直接面質，但內心一直不能適應和理解，一直壓着，也因而讓我在屬靈上感到很枯乾。因此我陸續尋找合適的學校，最後上帝帶領我到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研究跨文化領域。在研讀的過程中，我學到很多從未聽過、從未想過的新名詞，打開我的視野，讓我從新的角度看見：文化並沒有對和錯，除非它是非常邪惡的；生活方式和邏輯思維的不同，不是對錯的問題。這非常鼓勵我。當我們用當地人最能夠理解的方式傳福音時，這是一種「處境化」，如果我一直帶着憤怒和不能理解、不適應的狀態，傳福音的效果就會受限，甚至不自覺地批評他們。

在跨文化研究課程中，我學到獨立性和群體性的不同：一個強調獨立性的社會，它講求的是一個人的成就、負責任和主張；但是群體性的社會講求以群體的決定為最高的決定，個人的意見不是那麼重要。另外一種是monochronic 和 polychronic。Monochronic會覺得Time is money，但後者會覺得關係比時間更重要，所以我會遲到並不是因為輕看聚會，而是因為要做好準備，以最好的狀態來參與這個聚會。透過這些練習和學習，上帝幫助我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文化的不同，好像幫我重新做宣教士，在這一年帶領我悔改，悔改自己在理解之前就對文化上的不同做太多批判。這個課程讓我有理解的角度、工具和眼光，很像華福常談的「換位思考」，讓我從其他角度去看待一件事。

處境化及跨文化事工的第一要素是謙卑

董：你在工場幾年後意識到自己對當地文化的不滿？又花了多少時間決定再去讀書？

莊：我2010年年底到南非，幾個月的蜜月期後，陸續發現有些文化和做事上的衝突，張力一直在增加。比如10點主日崇拜，我習慣會提前半小時到，但我們全家九點半到時，教會沒有任何人，到了10點，才有一個同工進來架設音響，然後其他人陸續十點半才來，然後牧師11點才到教會。在我所受的訓練及生活文化裡，準時、甚至提前到達是「忠心」的問題，但對當地卻不是這樣，衝突就在那時候發生。因此，2014、2015年開始找尋合適的學校，最後上帝帶領我到惠頓學院。

董：理解是一回事，打從心底裏去接納又是另一回事。你覺得自己理解後，立刻可以悔改接納，或者經歷怎麼樣的過程？

莊：這是一個「處境化」的路徑。我們都有心想要處境化，而處境化的第一步是要進入文化，進入文化就是在他們中間。如果沒有進入他們的文化，只是從一定的距離去觀察，會有誤差。第二步是觀察，而且是近距離的觀察，才會準確，而且比較能夠知道實際的狀況。第三是理解，就是要問好問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他們遲到是因為不在乎上帝嗎？從我們的角度，耶穌不是說兩三人聚會時，祂就在我們中間嗎？那麼，牧師遲到一小時，不就是耶穌比你們早到嗎？雖然有這些衝突，但我們還是要繼續理解，他們對時間的觀念是什麼？第四，成為他們文化的一份子。就是進入、觀察、理解和成為這個文化的一份子，四步曲。所以，如果今天有禱告會，我和師母會半個小時後才會到，但這絕對不適用在台灣。

處境化的過程是有步驟的，首先就是進入文化，是最基本、最有效，千古不變的原則，就是耶穌的道成肉身，在他們中間；而為了要處境化和跨文化事工，謙卑是第一要素。常聽到有些老一輩的祖魯族牧師對我說：「你們這些宣教士以為自己是誰？」我們很有熱情地自認預備很久，上帝總算帶領我來到工場，我想要幫助他們，想要教他們這些、想要改變那些。但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和當地的牧師和弟兄姊妹的互動，上帝教導我：只有當他們接受我這個人後，他們才能接受我傳的福音。我回想，在新加坡ACTI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時，有位老師問我們：「宣教士到工場後，多久才能開始教導？」每個人都回答得有板有眼：愈快愈好、等學好語言、一下飛機就可以上工、開工作坊和研討會等等。但老師說：「你們不能這麼快就開始教導，直到當地人接納你之後，你才可以開始教導。」他說，這不是能力（ability）的問題，這是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問題，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影響力！我們可能教得很「好」，卻教得沒有「影響力」。在我跨文化的事奉經歷中，「上帝改變我」比「我能做什麼事」更為重要。

把每一個人生命都看成是上帝交給你的服事

董：這真是很寶貴的看見。從現代人、特別從西方的視角，我們覺得宣教就是去幫助、或去救濟當地的人，所以，我們很難理解耶穌差遣門徒，叫他們什麼都不要帶，去到城鎮要被接待——原來他們是要學習先被接待、成為脆弱，之後再傳揚天國的福音。從你的分享我想到耶穌的對門徒的教導，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在跨文化宣教及教會參與社會關懷的態度，到底是帶着「我有、你們沒有，我來給予」的心態，還是在彼此接待當中，看到我們都沒有，只有上帝有，而透過彼此的接待，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出去！南非去年的疫情也非常嚴重，你和師母有沒有染疫？身在異鄉是不是更無助更恐懼？

莊：是兒子和師母染疫。我們一直按照政府的規定做事；記得去年12月底，是第二級的封鎖，當時允許親戚朋友之間的探訪，但不容許聚集超過50人以上。我們想聖誕節快到了，應該帶些補給品給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是因此而染疫。雖然有染疫的風險，但我們也不能什麼都不做，只能做好防護措施後，把結果交給上帝。今年1月2日，師母檢測結果陽性，有一、兩週身體非常軟弱，有幾次呼吸不過來，但狀況還可以處理。我們雖然有些擔心，但還是覺得有價值；如果是因為去探訪和協助有需要的人而感染，就只能禱告交給神。平日師母忙進忙出，這時候剛好可以休息，我和兒女就好好地服事她。

整個疫情期間，我們一直在思考福音應該要怎樣走下去？疫情下，整個事工都停下來了；如果沒有事工，我的自我認同又有危機。我到底該怎樣看待這整個事情？在禱告時，上帝給我一個意念，其實事工不是看得見的聚會、不是教會的建築物，事工是一個又一個屬靈的生命。我可以一對一、或一對三，這種小群的關懷和探訪，去做鼓勵和禱告的工作。變成由大化小，把事情變成一丁一點的來看待，這樣就有路了。

不再堅持要像以前一樣，要很多人在一起才有「感覺」，當然團契聚集也是聖經很重要的實踐，但是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上帝讓我看見人的生命才是事工，其他都是協助這些事工的建立。我也以這樣的觀念鼓勵一位祖魯的牧師，他說，他在這個地方已經一、兩年了，但沒有看見任何事情在進行。我說：「你把每一個人生命都看成是上帝交給你的服事，就會看到有些事情正在改變。」在疫情期間，很多教會非常的緊迫，甚至有些關起來或無法運作。但這位牧師反而還開拓教會，在家門口聚集一些年輕人，利用下午不冷不熱的時間，在大樹下禱告和唱詩歌，這也是很好的見證。就像我們華人常常說的「山不轉，路轉」！這對基督徒而言，也是很好的挑戰。

不需飄洋過海，在本地你已是一個宣教士

董：現在愈來愈多年輕華人對跨文化宣教有負擔，但可能還沒有踏進工場短宣或參與訓練。你從有負擔到現在進入工場超過10年，對這些尚未出發的弟兄姊妹，你會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莊：我想用非常老生常談但非常好的一句話，這也是早年宣教士常鼓勵我們的：「飄洋過海不能使人成為一個宣教士，除非在本地你就已經是一個宣教士」。到目前為止，這對我都還是很好的提醒。因為我們容易專注在未來上帝要帶我去的地方，而忘了現在自己應該要做各式各樣的準備，包括個人的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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